（一）

　　“文革”之初，毛主席就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率先发动炮打“司令部”，号召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异地闹革命，造“走资派”的反。

　　我老家在四川宣汉县，那时，县里的“红造司”（“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简称）大闹天宫，扬言要揪出宣汉最大的“走资派”，矛头直指县委书记张佩云。张书记生活朴素、工作勤恳，八路军出身，南下干部，常年在乡下蹲点，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前就有“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之誉。另一群众组织“宣联总部”（“宣汉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简称）主要由工人、职工以及附近公社的农民组成，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保卫张书记，被“红造司”斥为“保皇派”、“麻老保”。两派人员都手捧“红宝书”，在灯光球场展开大辩论，宣称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左派”，斥骂对方为“资产阶级保皇派”。“红造司”中有个小将，站出来伶牙俐齿地说：“张佩云是县委书记，若没有他包庇纵容，宣汉这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敢疯狂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手指“宣联总部”中比他年纪大很多的人，咄咄逼人：“你回答——回答！”对方中有一人突然翻开“红宝书”扉页挡在胸前，毛主席像便直端端地对准那名小将，此人吼道：“好哇！你狗胆包天，竟敢指斥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一面怒吼，一面振臂高呼：“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正当小将张口结舌、万分狼狈之际，“红造司”的另外两名小将冲上前来，吹胡子瞪眼地大喊道：“好哇！你竟敢拿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挡箭牌！是可忍，孰不可忍！”同时也振臂高呼：“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在一片“砸烂狗头”的怒骂声中，双方先是推攘，接着大打出手。我挤在人群中，仓皇而逃，差点绊倒被人踩在脚下，半夜还噩梦联翩。

　　翌日，我到学校，同学“程咬金”见我就骂：“我×你妈！”我一急，指着他脱口而出：“我×——”话刚骂一半，顿时目瞪口呆，只见他翻开“红宝书”，毛主席像正好与我面对面。我马上改口，说道：“你拿毛主席做挡箭牌，好反动哦！”“程咬金”却得意洋洋地说：“什么挡箭牌？毛主席是我的大救星！你指啊！骂啊！”我急中生智，手指头一弯，指向不远处黄桷树下踢毽子的他姐姐：“我×她的妈！”“程咬金”笑嘻嘻地说：“算你娃反应快。”就这样，同学们群起效仿，我们都手持“红宝书”，到处挑衅，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直至后来被老师叫停。

　　“红造司”和“宣联总部”两派就张书记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中央支左部队 ”入驻宣汉。这支部队番号为7837，首长姓肖，是团政委，坐吉普车，很威严。他们是奉中央军委之命，来宣汉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学校里，老师开始教我们唱：“英雄的解放军哩，支左就是好呃！毛泽东思想第一条，第一条呀嚯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呃，立场坚定斗志高……”

　　（二）

　　大概在1967年初，“支左部队”贴出声明，宣布“宣联总部”为“无产阶级左派”。我妈参加的是“宣联总部”，她此时摸着我的头，无比庆幸地说：“幸好这次运动没站错队啊！”“红造司”的革命小将们很不服气，一边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一边继续批斗宣汉中学的庞校长。庞校长实在想不通：“我一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咋就莫名其妙成了‘走资派’？”他最终受不了凌辱，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