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的一天，从短波的一个外国电台中，朴方突然收听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在蒙古坠毁。以后接连几天的消息都在推测，说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朴方当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亲，父亲没有说什么。到了“十一”国庆节，国家照常地进行庆祝活动，却取消了从建国以来每年国庆都有的游行。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新闻中，特别是在关于国庆节的报道中，没有了林彪，这是极其异常的。哥哥对我说，可能林彪出事啦。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语。

　　林彪自爆身亡，应该说是“文革”以来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11月6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他们走后，我一会儿到哥哥的屋子里，一会儿到奶奶的厨房里，心神不安地打着转转，等着他们听传达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

　　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一百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八十多人十分郑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

　　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件回到家里。

　　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我迎上前去想问。妈妈一把拉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厨房，在我的手心用手写：“林彪死了!”在“文革”中，为了防止“隔墙有耳”，我们经常这样用在手心写字的方法“说话”。当我看清这几个字时，一下子好像全身的热血一齐冲到头上。因怕有人听，当时也不敢多问。我快步走到哥哥屋里，关上门，悄声把消息告诉了他。我看见哥哥浑身绷着劲，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回来后，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是的，他的确是情不自禁的。“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而今天，罪恶滔天的林彪，终于死无葬身之地，令人何其痛快。对于中央的决定，他由衷地拥护，信中所写，均是发自内心。多少年不能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