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建党伟业》中，笔者对两个人物的刻画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国际代表。影片中，他们沉着冷静、果敢机警、行动敏捷、训练有素，为了甩掉尾随跟踪的密探，他们镇静地从宾馆的前门进，又敏捷地从宾馆房间的后窗户跳出；对于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果断暂停会议、从容疏散会议代表。所有这些都比较符合他们的真实身份。

　　马林赴华途中曾遇险

　　两位国际代表中的一位叫马林，荷兰人，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被派往荷兰殖民地爪哇开展革命活动，1914年创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前身），1916年促成该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1918年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马林具有一定的工人运动、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1920年马林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结束后，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被派遣到中国。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曾遭到维也纳警方逮捕，这在其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有所反映：“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直到1921年3月我才成行……从欧洲经苏伊士到上海的旅途中，警方给我添了许多麻烦。我本要在维也纳取得签证，却在那里被捕了。6天之后，经弗里德利希·阿德勒和一位律师营救，我才获释，旋即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方把我的护照交给当地外交部，结果所有给我签证的国家都得到通知，英国当局在……槟榔屿、新加坡和香港等港口，对我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所以，马林未到上海之前，他的活动和旅程就已经引起了相关国家警方的关注。抵达上海后，他立刻受到荷兰总领事馆、租界当局以及中国警方的注意。马林在报告中写道，“（这）迫使我不得不一到上海就马上前往”荷兰总领事馆登记。马林的革命经历使他练就了警觉、机敏、果敢的特性，影片对这一点刻画得比较到位。

　　另一代表原来是特工

　　另一位国际代表叫尼克尔斯基，在相当长时间里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找不到有关他的确切而翔实的身份资料，1987年中共方面还恳请苏共帮助寻找他的生平履历和照片。2006年，俄学者А.И.卡尔图诺娃在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弄清了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苏俄红军的一名情报人员，“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

　　曾经跟尼克尔斯基打过交道的张国焘多年之后的回忆也证实了尼克尔斯基是一名情报人员：1921年10月中旬张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准备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找尼克尔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尼克尔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张国焘对这个人的感受是：“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张国焘眼中的尼克尔斯基的这一形象，实际上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的良好技能和基本素质的表现。

　　“助手”其实是主角

　　另外，影片对两位国际代表之间关系的刻画比较到位。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对尼克尔斯基的印象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张国焘的印象是“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影片中尼克尔斯基也确实像是马林的助手。但实际上，马林是在协助尼克尔斯基开展工作，马林写于1922年7月11日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我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仅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尼克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

　　这表明尼克尔斯基其实根本不是中共人士眼中的“助手”角色，也恰恰证明尼克尔斯基是一名隐蔽性极强的出色情报人员。解密档案证实，当时苏俄有一大批像尼克尔斯基那样的不仅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且履行红色工会国际赋予的使命，同时又是一名情报人员的复合型人才在中国开展活动。(王昕波 徐元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