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任在江西省委工作期间，两次代表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从批评李立三到认识李立三，随后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又与李立三在一起开会，比较了解李立三，与李立三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

　　1929年2月，冯任前往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汇报前，他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党刊上的一些文章，感到中央过分强调城市工作，忽视农民运动，他又联系到中央其他工作，当即写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以个人名义呈送中央。在《意见书》中，冯任除了对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后的形势走向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外，还建议中央经常了解下情，重视农民运动，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志敏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弋阳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受了景德镇工人罢工的影响，并以此证明“城市中心论”的正确。冯任尖锐地指出：“弋阳的事，更是相反，弋阳的农民没有因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而复动起来，年余来，都是自动，而景德镇工人反有希望弋阳方志敏打来的思想。”李立三看了《意见书》很不高兴，不知这位冯任是何许人物。但他性情豪爽，3月2日与冯任见面并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等一道听取冯任的汇报后，知道眼前这位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比自己小7岁，不仅不生气，还很赏识冯任的才能和胆识。冯任这次口头的汇报，形成了《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一文。

　　192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江西党的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先后被捕的有省委书记沈建华，省委常委、工委书记胡子寿，前省委书记、省委特派员张世熙，省委特派员、策划罗炳辉将军起义的赵醒吾等共400余人。11月下旬从赣南巡视返省的冯任，一路上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了解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并尽快通知各地尚不知情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以减少损失。随后，冯任赶赴上海，向中央写出了近万字的《关于江西党大破获的经过和善后办法》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江西省委和部分特委、县委被破坏的经过，分析了被破坏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恢复江西省委的具体意见。冯任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度的重视。中宣部长、秘书长李立三看了这份报告后，认为冯任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有能力，有地下工作经验，可以委以重任。

　　1930年1月1日和14日，中央两次讨论重建江西省委问题。参加1月1日第112次中常委会议3人，即向忠发、李立三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罗登贤。会上，罗登贤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罗绮园）、张国庶、冯任3人组成，机关暂驻上海，准备回浔。李立三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罗绮园）、张国庶、刘作抚3人组成，在上海时冯任参加。李立三考虑到冯任在江西省委时间太久，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宜再回江西，另有重用。由于李、罗意见不一，向忠发又未表示明确态度，会上对冯任去留未形成决议，但明确提出，根据冯任在报告中的建议，省委机关暂设九江，省委组成人员由李立三“与之谈话”。由于李立三的坚持，冯任没有回江西，改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农委书记，以加强湖北省委的工作。

　　李立三找冯任谈话，告诉冯任，现任湖北省委书记毛春芳（化名），正是他在南昌第一师范的同学欧阳洛，彼此很熟悉，便于开展工作。冯任对欧阳洛很了解，还在《关于江西党大破获的经过和善后办法》报告中建议中央把欧阳洛调往江西工作，殊不知欧阳洛已在3个月前调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任临时省委书记。因此，当李立三找他谈话，说明欧阳洛已在武汉，要他去湖北省委工作时，他很快动身起程。欧阳洛对冯任也很了解，冯任的组织领导才能在一师读书时就崭露头角。冯任一上任，欧阳洛就把省委机关工作交给冯任负责，放手让冯任去干，自己则深入工厂、铁路，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从当时中央对冯任的工作安排来看，说明李立三对冯任的信任和器重。2月3日中央下文决定湖北省委领导分工时明确指出，除欧阳洛、冯任外，其他省委常委都有赴外地巡视的任务。2月18日中央又下文，由欧阳洛兼任省委组织部长，原组织部长何玉琳改任秘书长，这样，冯任就明确地协助欧阳洛主持省委工作。3月23日欧阳洛被捕后，中央就指定冯任代理湖北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