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合围。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放弃了一切个人突围的机会，舍身取义，尽忠职守。左权殉国后遗体三四天才得以掩埋，埋后又为敌人挖出照像登报……一时间山河失色，大地举哀。

　　王明扣他“托派嫌疑”帽子

　　左权是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员之一，手握军事大权。而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与其军事地位形成强烈反差——直到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份子”！

　　左权在留苏期间，成绩优异为人正派威信高，但因从不主动向王明靠拢引起王明的不满。1928年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了，就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严格审查。

　　左权1930年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15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销给他的处分。所以“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左权头上十多年的政治“紧箍咒”。

　　1940年4月，朱总司令回延安时，彭老总请朱德向上反映，说左权虽为副参谋长，但肩负的就是参谋长的职务，仅此一点，从工作着想，也应该拿掉他头上的“紧箍咒”。1941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手拿刚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1941年11月，左权再次写信向党申诉。此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

　　以上诸多事实说明：得到组织的信任，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是左权一个强烈的心愿。他时刻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正在接受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不只是一个具有宝贵价值的高级军事干部。

　　1942年5月，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在突围时看见了牺牲的左权将军，极为惊异悲愤。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部都被日军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他上身穿灰斜纹布军夏装，前胸有两个口袋，腰束宽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是布鞋，右手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们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至一处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他们突出去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彭总，告之左参谋长已殉国，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敌人退出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木，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就地掩埋。没曾想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到处挖、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打开后给遗体照了像，登在了敌伪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