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押改造

　　一开始，德王等4名伪蒙疆战犯被收押在北京德胜门外中央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战犯监管处内。1951年9月间，公安部将其转往位于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部看守所里。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到呼和浩特，罪犯也随之迁到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看守所里共关押战犯10名，其中协从者、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4名战犯先后被释放。德王、李守信、宝贵廷、雄努敦都布、陈绍武、赵成壁6名战犯继续收押改造。自治区党委对这6名伪蒙疆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十分重视，责成自治区公安部 (厅)预审处组成专门班子负责此项工作。对这批战犯的教育改造，最初是强制性的，包括学习、生产劳动和生活管理。对德王实行单独关押。看守所为他们订阅了《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报刊书籍，管教干部定期对他们进行辅导。

　　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第48代孙，原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和硕郡王。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4年，张学良拨给他一批武器，他便装备了本旗的保安部队，约有几百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德王开始公开大搞民族分裂与背叛祖国的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配合日军进占绥远地区，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组成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又改组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投奔蒋介石与美国情报机关。

　　内蒙古公安部(厅)主管负责人毕力格巴图尔、孟琦、祁芳等人亲自对在押战犯进行审讯和个别谈话。根据战犯的身体状况，还为他们安排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在监房周围种蔬莱、打扫室内外卫生等。自治区政府还为在押战犯新建了一栋采光充足、空气流通的监房，将原先的土炕换成了木板床，增设了洗澡间、劳动间和学习室。1960年以后，除给德王小灶特供待遇外，其他战犯每月伙食费均为14元，大部分吃细粮，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伪蒙战犯的特供待遇始终未变。当时的管教干部由于营养不良，普遍患浮肿病，可他们宁可用榨过糖的甜菜渣充饥，也绝不动用战犯们的一粒粮食。战犯们见此情景，感动地说：“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原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伪蒙疆政府保安队副总司令宝贵廷，在日记里写道：“我过去是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在平地泉山上还亲手杀过革命群众。如今，政府对我们这样宽大，给我们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我们如果再不好好改造，那就太不是人了。”

　　在押的6名伪蒙战犯，经过几年的教育改造，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认罪悔过表现，唯有德王是转变最慢的一个。最初，自治区公安部(厅)将他单独关押，因见他有所进步，决定将他与其他战犯组织在一起学习、劳动，吃住仍是单独在一个小院。集中学习开始后，德王发现他的下属对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毕恭毕敬了，几乎是用严峻的目光看着他，他不得不低下了头。后来德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不论什么人，犯了多大的罪，都不打。这在其他国家是办不到的。”自此，德王骄横傲慢的态度终于有所收敛。

　　开始，管教干部找德王谈话，他都要看对方是什么职衔，要求对方“自报家门”。如果是处长以上的干部还可以谈，否则便缄口不言。如果是汉族干部与其谈话，稍有抵触，他就会给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拂袖而去。他为了证实自己不属于战犯，竟然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在监所内“办公”。当管教干部指出他的错误后，他就放肆地大骂，或者将菜、牛奶等偷偷倒进便池。有时，他也用“绝食”的手段相威胁，嚷道：“给我找来云泽(乌兰夫)主席解决问题。”那段时间，他还要求将他的妻子接到监所内一同居住。他经常不洗脸、不刷牙、不理发、不换洗衣服，就连他居住的监房也不准管理人员清扫。但是，经过几年的教育改造，他的下属全变了。加上其他战犯的揭发、批判和帮助，德王不得不交待自己所犯的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罪行。在关押改造初期，德王仅对其在潜逃蒙古国途中在阿拉善旗纵兵殃民的严重罪行有所认识，对伪蒙疆时期的罪恶事实，以及与美国特务机关勾结的种种罪恶行径仍拒不交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他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幻想彻底破灭后，才开始承认自己在历史上搞民族分裂的种种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