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经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陈云，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对此，他坦然面对，深刻剖析，总结经验，完善方法，充分显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自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陈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但是，从在江苏省委领导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到中央苏区再次领导工会工作，正是第二次、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全党盛行之时。在这种情势下，陈云在领导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束缚。陈云说，大革命失败了，站不住脚，脱离了生产，参加领导机关工作，受了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盲动主义的影响，以至立三路线的影响，许多“左”的观点在他脑子里成了天经地义。所以，他能和教条主义与‘左’倾路线结合起来。

　　十多年过去了，陈云的理论水平显著提高，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也逐渐形成。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如何分清是非呢？就是当一个主张决定了，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客观的情况。假如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也不要忙于就跟着说这是机会主义，要看一看。假如有人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路线是不是正确，正确在什么地方，也应该考察一下。过去是不是考查了呢？没有考查。比如，在上海要罢工，该罢不该罢，应该弄清楚，不要听书本上和别人讲什么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资本主义动摇崩溃，所以我们这个工就要罢。这个工罢下去，对工人有利还是没有利？又如打中心城市，该打不该打呢？那就要考虑考虑，敌人城墙有多厚，多高，敌人有好多，你自己大炮也没有，你自己能不能打进去？打进去能不能站稳如果不能站稳打进去又要退出来。这些都是具体问题，只要辨别就能弄清楚。

　　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其实，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共产党中央就是决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命运，责任这样重大，搞得好那就对得起老百姓，搞得不好，那就要死人，可以死几万人、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可以把革命推迟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少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在中共七大前，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摸索正确的发展道路，通过六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和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党才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迎来了胜利的、团结的中共七大。在决战前夜这样一个重要时机，陈云认为：“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因此，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