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论史、鉴史，是毛泽东很注重的一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仅体现在他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也渗透在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谈史、论史，生动展示出他神游史海、以为政鉴的历史情怀，同时也给人以春风化雨般的启发、教育和激励。

　　初次见面谈历史，把讲解历史掌故作为拉近距离，促进交流的桥梁。学贯古今的历史涵养，加上精妙娴熟的用史之道，毛泽东跟人见面谈话，总是能够找到让对方轻松的话题，在短时间内拉近彼此的距离，为相互沟通交流创造愉快融洽的谈话氛围。比方说，有一次到了河南，他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姓关。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讲这些历史掌故，目的“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这种富有特色的“开场白”，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薄一波回忆说：“1943年春，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他说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呢。他问我：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我答是。这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口中反复地说着：‘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接着就谈到汉文帝母亲也姓薄以及汉文帝曾分封在代国驻守山西的事。薄一波感慨地说：“我当时怔住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翻阅了《史记》，果然如此。”

　　毛泽东这种借助历史打开话匣子的谈话方式，让很多干部深受教益。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俄语翻译的师哲深有体会地说：“1940年3月底，我在杨家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见我有些紧张，就问：‘你是哪里人？’我说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师哲说：“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曾任北京军区政委的陈先瑞谈到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时也说，毛主席“旁征博引，纵论古今”，“虽然什么都谈，但又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他那渊博的知识启发你，使你有一种求知的渴望，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熟悉和教育干部，这是毛主席教育干部的一种艺术”。

　　交谈中谈历史，有益于促进干部尤其是青年人增强提高自己文化素养的自觉性。1944年7月，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曾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毛泽东明确回答：“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和贺龙、徐海东两位将军聊天时曾说：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这种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推崇的历史情怀，表现在毛泽东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工作会议之余，还是外出巡视考察，他常常利用茶余饭后的机会谈论历史，增进领导干部和其他同志了解历史文化、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