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结局。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正在热播，因写过《水浒传》名物的文史随笔（中华书局结集为《水浒乱弹》），在看电视剧同时，也读了孙述宇的《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我对《水浒传》阅读与研究的主要观点，已写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书评》所刊拙文《〈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里。孙述宇尽管自称“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基本仍属于历史学的方法。他所杂糅的文学性路数，无非试图再用小说为史料来证成其论点，反而缠夹进鸡与蛋循环论证的怪圈。他的结论是，《水浒传》作为一部“强盗书”是“曾经由强人讲给强人听的”，讲述者就在当年逼上梁山的“强盗”中。他花费大气力与大篇幅索隐梁山英雄报国与南宋民众抗金的关系，但其《导言》却不得不坦承：“并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连南宋忠义人是否参预其事，也尚待忠义人心理为证。”作者还认为，小说中宋江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与南宋历史中岳飞的遭遇如出一辙，故而大胆推断，“宋江就是岳飞的投影”。但覆案其考索，仍缺乏说服力，终不免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之感。如其所说，《水浒传》“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长久的岁月里合作出来的成果”，那么，在其成书的漫长过程中，投射进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民众抗金史实，似乎也是毋庸词费的。总之，孙书只是把余嘉锡、王利器与张政烺等首创性论点具体细化而已，在实质性考证上未见有突破性推进。

　　当然，在对《水浒传》的各种解读中，“强盗书”之说不妨聊备一家之言，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传》，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耽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辑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