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曾经是蒋介石的红人，两度出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衔陆军中将；他又是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进行特殊战斗的红色特工。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等等。这些军事情报，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今，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还陈列着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三份情报。该馆有一个区域专门展览郭汝瑰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郭汝瑰1907年9月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1925年，他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五期，1929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郭汝瑰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日本回国后，郭汝瑰考入陆军大学，成了“天子门生”。陆大毕业不久，郭汝瑰进了陈诚的十八军。“八·一三”淞沪抗战，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战成名。之后，他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然而，也就在艰苦的抗战时期，郭汝瑰产生了恢复中共党籍的想法。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弟)，并经任逖猷介绍，重新见到了任廉儒。当时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5年之后，终于找到地下党，郭汝瑰向任廉儒迫切表达了恢复党籍的愿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要求提供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郭汝瑰获得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分别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郭汝瑰两次与董必武会见，并提出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1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思想状况、政治表现，党组织都不清楚，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业已去世。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转达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解放战争爆发不久，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不再主管南方局的工作，也不再过问策反与情报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与郭汝瑰保持单线联系的是任廉儒。郭汝瑰利用职务之便，把一份份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核心机密情报，交给任廉儒，再由任送给中共地下党，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由于情报工作高度保密，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军方高层，但解放军的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是何许人也。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陈赓说的就是郭汝瑰。只是，陈赓可能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廉儒是唯一能够为郭汝瑰提供证明的人。然而，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那时任廉儒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公开。组织纪律不允许他为其他人做证明。这一点，郭汝瑰是清楚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以后，廉儒同志写信给我，说他的身份没有暴露，将去香港作秘密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任廉儒的中共党员身份，郭汝瑰不能说出任是自己的联系人。

　　对此，郭汝瑰之子郭相操有过这样的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解放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任廉儒解放以后还在潜伏，──解放前后他的身份都是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共产党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做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到1953年7月就去世了。因此解放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做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因为反过来可能把任廉儒暴露了。”

　　1953年6月，任廉儒公开了共产党身份，然而，不幸的是，一个月后他就因病去世了。没有证明人，郭汝瑰恢复党籍之事就无从谈起。

　　解放后，“左”倾思想日益严重，这种政治环境也使得郭汝瑰的入党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董必武、王葆真、赵力钧、任廉儒爱人罗莹澄的证明先后到来，郭汝瑰终于被证明历史清白。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开始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古稀已逾的郭汝瑰再次燃起希望。他两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指导方针，冲破“左”倾思想的藩篱，郭汝瑰入党的政治夙愿终于实现。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那一年，他73岁。(刘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