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网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网,是为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的有关精神，打造网上国史馆，推进国家史志信息化的建设的具体举措。中国年鉴网通过推出“阅后即定”等新技术，让历史能定时凝固下来，致力为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个人提供网上与移动历史空间，让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以及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史记，都能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热点内容
推荐内容
网站首页 > 峥嵘岁月 > 党史研究 >
从广交会看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战略调整--国家年鉴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一边倒”格局，主要贸易伙伴限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格局渐渐无法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以港澳和东南亚为重点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贸易。同时，国内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发展对外贸易的环境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交会就是中国适应新形势的对外贸易场所，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窗口。
1957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通称“广交会”)，不仅是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中国外交和港澳台侨工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有人说，20世纪中期“上帝在把中国大门关上的时候，却留了一扇窗，这扇窗就是广交会”。周恩来则从另一角度解释：“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5页。】那么，为什么上帝会为新中国打开这样“一扇窗”呢？或者说，新中国为什么要“请大家进来看”呢？应该说，目前相关论著并不少，但存在种种不足【徐行、张松的《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的对外贸易思想与实践》(《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熊亮华的《陈云与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开创》(《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从历史人物的角度揭示了新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战略的某一侧面；王红续的《新中国对港澳经济贸易的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2期)、《雷任民与内地对港澳贸易》(《史志研究》2001年第3期)等，也有独到见解。董志凯的《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在同类著作中可以说是少有的佳作。但较少提到广交会，对于广东、广州与港澳之间在经济贸易上的紧密关系也着墨不多，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憾。吴学先的新著《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则从香港特别是华润公司的角度，揭示新中国通过香港发展对外贸易的某些片断，但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拟结合党的政策沿革和广州地情特点，分析广交会创办的历史背景，并从一个侧面观察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的调整。
一
在两大国际阵营的对抗和冷战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迅速形成“一边倒”格局，主要贸易伙伴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等。不可否认，通过这种“一边倒”贸易，中国获得了经济恢复和建设急需的技术、设备，这对于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有重要作用。但“一边倒”贸易在实践中遭遇了难以扩大和持续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无法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一边倒”外贸格局的纠偏，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
(一)“一边倒”外贸格局陷入困局
在政治上，中国承受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带来的伤害，中苏贸易也充斥种种不平等。例如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在1950年2月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中国就被迫作出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6-247页。】。仅就贸易条件言，苏联也曾提出强人所难的条件。例如橡胶，本身是苏联无法生产而在冷战条件下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故要求中国提供。中国是迫于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个人的压力，才同意签订橡胶协定的。为满足苏联的需要，中国在南方种植橡胶，其中50%以上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供给苏联，不足部分从其他国家进口后转给苏联。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就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参见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
在实践中，双方对于这种“一边倒”贸易都产生不满情绪。外贸部1953年关于中方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检讨，透露了这种尴尬。首先，每年向苏联提出的货单太大，企图“跃进”。在出口上把苏联当成仿佛是我滞销物资的“蓄水池”，在进口上企图把苏联当成仿佛是我重要物资的“供给部”。有些商品如苏方不需要或不能供应时，我方仍不相信，多次提出，反复诉苦，多方力争，企图强使苏方接受。其次，贯彻国际主义精神不够。我们从自己需要与困难考虑多，照顾对方需要与可能少，有意无意地企图占人家的便宜。例如，1953年对东欧各国家的进口消费下降，“签字后东欧各兄弟国家的反映，均嫌我减少得过多过快”。
这些都是从“自责”的口气说的，其提出显然缘于苏联等国的抱怨。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双方都不太满意(这里反映的还是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时的情形)。合理的推论是：新中国的“一边倒”贸易格局陷入了难以持续发展的尴尬境地。该报告还特别指出：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由于他们国家较小，困难较多，我们和他们进行贸易时，应适当予以照顾；至于对朝鲜和越南的贸易，除贸易上必须予以充分照顾外，主要是如何搞好货物援助工作。【参见中共中央：《批准对外贸易部“关于对外贸易工作基本总结及今后工作指示”的指示》（1953年10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04-1-311。】文件中“自责”的事例，在前引沈志华文中也可见到。显然，这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是负担多于促进。而东欧国家将中国商品转口西欧国家，等于是在中国与西欧之间增加一个中间人，不符合市场法则。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缺乏互补性，数量也不能相互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