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书记的康生，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乘机到达延安。和他们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驻新疆的代表陈云。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批评中共在洛川会议上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认为中国现在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反对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这次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康生和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重新明确中央常委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等九人组成，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12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到武汉又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扬他那套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的错误主张。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上，他又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主张。虽然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批评了他的这种错误主张，但会后他仍然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坚持其错误主张，依然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的谈判上。

中央三月会议后，张闻天到党校传达这次会议时候，即通知李维汉，中央已决定调李维汉到陕北公学担任副校长，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由康生接任。把李维汉调离中央党校，不知是不是与王明到延安后党中央发生的分歧与斗争有关，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曾提到：“康生一进党校就宣布罗迈（即李维汉）是‘半个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关于康生担任校长后的延安中央党校的情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中央党校、中共西北局党校和中共延安地委党校组成的延安中央党校校史调查组，曾访问过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的王学文、刘芝明、张承民、张英杰和在党校学习的谢北一（裴毅）、丁昭、桑吉悦希（天宝）、扎喜旺徐等，根据他们所谈的情况，这一段延安中央党校较前一段党校的变化是：

由于康生不能像董必武、李维汉那样常住党校，为此党校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以管理学校日常的教学与行政后勤工作。初期主任是王学文，其成员有刘仁、张启龙、曹轶欧、柯庆施。后因王学文、刘仁相继调离中央党校，其主任又换成柯庆施，其成员增补杨群一、刘芝明。

康生任校长后，党校还新增设了秘书处、干部处和马列主义研究室。初期秘书处处长是刘仁，刘仁被调走后，即换成杨群一；干部处处长为曹轶欧；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由王学文兼任。这时总务处扩大为校务部，下设管理、供给、会计三科，由方仲如担任主任。其他教研室负责人也有变化，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开始仍是陈伯达，陈伯达被调去马列学院后，又任命张承民为主任；王学文不再担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改由刘芝明任主任；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仍是柯庆施；中共党总支书记仍是张启龙。

康生担任校长时，党校的学员班次已编至二十几班，学员中的老干部已越来越少，多数学员都已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当时学习苏联的经验，每个班设有班主任，柯庆施、刘仁、白东才、苏华、唐斌、张承民等都做过班主任。每个班还从学员中选出班长和支部书记。班主任、班长和支部书记则构成各班级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