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 12月的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比较巩固的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

　　有这样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对毛泽东来说太珍贵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从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而且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即可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有大致的了解，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寻乌县的区乡干部，另外还有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

　　这十多天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丰硕的调研成果，毛泽东写成了一篇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从这个调查报告涉及的内容看，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份、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毛泽东着重调查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寻乌的商业情况。他具体调查了从门岭到梅县、从安远到梅县、从梅县到门岭、从梅县到安远与信丰经寻乌的生意情况，以及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物、寻乌的重要市场情况。详细调查了寻乌城内各种货物的种类、店铺分布、经营品种、专卖经营、商品成色、货物来源、市场价格、销售方向、年度贸额、荣枯演变、店员制度等情况。调查的内容甚详，如调查的货物门类或行业就包括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等，并对其中的每一门类又作了详尽的分类调查，例如水货中又包括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豆豉、面灰、洋蜡、玉粉、盖市(鱿鱼里的一种)、菜莆、虾壳、胡椒、酱油等，并对每一种货物的来源、销量及销售对象进行了解。同时还调查了店主的出身、发家经历、性格特点、政治态度、资本多寡、势力大小、家庭人口、营业状况、店铺变化等，涉及的店铺达90多家。

　　二是关于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毛泽东对此共分农村人口成份、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文化等九个方面，并作了详细调查。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收租200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5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因为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由此可见，地主占有土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出租土地获取地租，至于出租出去的土地是否得到改良，耕种土地的生产工具是否改进，地主并不关心。作为一个阶级而言，地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无促进作用，在土地革命中将其打倒是完全应该的。

　　毛泽东还详细地调查了小地主的情形。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 32%。依据他们的经济地位，其政治态度又有三种区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的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的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的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就整个阶级而言，地主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是土地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但对这个阶级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小地主其实也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甚至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在红四军到来之前，在寻乌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人中，有的就是出身于这类小地主家庭，陪同毛泽东调查的古柏就是这种出身。可见不能将地主阶级的每一个成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作为革命的对象。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做深入的社会调查是难以了解到的。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把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的，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三是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对此列举了17个问题，都是围绕着土地分配展开的。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寻乌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出了四个办法，要求区乡苏维埃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讨论选择其中的一种：一是照人口分配，二是照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照生活来源多寡分配，四是照土地肥瘦分配。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种办法，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平分，并且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

　　关于分配土地的区域单位，毛泽东调查发现，农民反对以大的区域(区)为单位分田，就是以乡为单位也不赞成，而是愿意以村为单位。主要是因为村里的田近，熟悉，方便。毛泽东说：“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那种以为农民不愿搬迁，是思想陈旧和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至于具体如何分田，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最核心的是一个“平”字。他说：“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逼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寻乌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既是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革命本身意味着各阶级、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正确地划分农村的阶级阶层。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在土地革命中出现“左”的偏差，往往首先是在阶级成份的划分上，将一些人的成份作了拔高，结果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依靠和团结对象。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寻乌调查给毛泽东以很深的感触，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失传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调查工作》献了出来，才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失而复得。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改题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