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民主被破坏，法制被践踏，公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大面积的干部和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冤假错案俯拾皆是。鉴于十年动乱中公民权利处于毫无保障的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强调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检察机关刚刚恢复重建，人民群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信件便雪片般飞来，来访量也剧增。平反冤假错案，成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1978年12月举行的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决同违法乱纪作斗争，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根据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参加了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可以说，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成为恢复重建之初全国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经过调查核实，凡属冤案，予以昭雪;凡属假案，予以平反;凡属错案，予以纠正。处于重建初期的检察机关，在干部调配、机构设置、工作制度等尚未完全就绪的情况下，处理了大量的人民来信，接待了许多人民来访。

　　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来信、来访70203件(次)，1979年受理1236134件(次)，1980年达到1518846件(次)。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全院办信访”的说法。从1979年至1984年5年多时间里，全国共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40.2万余件，其中大部分是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平反纠正的，一部分是检察机关直接平反纠正的。

　　平反郭子光案，就是当时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有代表性的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郭子光，原籍山东省广饶县大王乡，1957年在淄博市第五中学读书，参加本村宣传工作时，因摘录了《人民日报》上关于反对干部特殊化的文章，被村干部视为右派言论。村干部向郭子光读书的淄博五中写了一份“检举材料”，郭子光因此被开除学籍。1958年，郭子光考入包头市地方工业学校，后被留校工作。郭子光原籍的村干部又将过去的“检举材料”寄到他所在的单位，导致郭子光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2年。解除劳动教养后，郭子光又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刑15年。“文革”期间，又因郭子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被加刑4年。

　　狱中服刑的郭子光得知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消息，觉得平反有望。但当时他没法直接给高检院写信，只能将早已写好的近万字的申诉书，交给一位即将出狱的狱友，让其帮助转交给他的妹妹。他的妹妹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将材料交到了高检院信访厅。1979年3月，高检院信访厅会同山东省检察院和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进行复查，使这起冤案得到平反。同年，郭子光获释后，被安排在教育部门工作。迎来新生的他勤奋工作，先后六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包头市总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充分体现了党依法治国的决心，检察机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王彦钊；史实参照: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出版《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和2011年出版的《纪念人民检察制度创立80周年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