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TeQu]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有时，也有一点想法。例如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卢: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今天回顾创办经济特区[TeQu]坎坷曲折的历史，特别是回顾当年受到各种非议，争论特区[TeQu]会不会成为“租界”和“殖民地”的时候，你一定感触很深。

　　吴:当年我们[WoMen]受到的压力确实很大。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从中央[ZhongYang]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TeQu]，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到1982年初，“寒流”滚滚南下，明枪暗箭，纷至沓来，对广东[GuangDong]———尤其对经济特区[TeQu]的压力，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谷牧后来回顾说，全国各地的非议之词，“给特区[TeQu]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TeQu]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这代表了我和从事特区[TeQu]工作的同志的心情。

　　五年后，即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ShenChou]，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ShenChou]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WoMen]建立经济特区[TeQu]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WoMen]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WoMen]的还是赞成我们[WoMen]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WoMen]是正确的。深圳[ShenChou]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WoMen]可以放胆地说，我们[WoMen]建立经济特区[TeQu]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抗日战争用了八年的时间，创办经济特区[TeQu]到那时也是八年的时间。过去了的时间就是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要经过时间的，时间记录了实践。有关当年的种种事，就不必再提了吧。

　　卢:你认为特区[TeQu]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吴: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TeQu]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TeQu]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当时别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明白，办特区[TeQu]，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WoMen]在1980年底即特区[TeQu]条例经批准公布后，就明确提出:特区[TeQu]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面对各种非议，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TeQu]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辞，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后来20年后，我们[WoMen]中国却要求人家要承认我们[WoMen]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卢:是呵，当时那么多“左”的思想，人民群众中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们当时的勇气是从何而来的？

　　吴:小平同志说，深圳[ShenChou]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特区[TeQu]中我们[WoMen]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广东[GuangDong]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前面说过，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请广东[GuangDong]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TeQu]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要闯过这一关，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TeQu]和制定特区[TeQu]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曾非常明确地讲出我们[WoMen]的观点(即广东[GuangDong]理论界的观点)。

　　这是我们[WoMen]当时的论点:

　　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事实上，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却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加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加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加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加起来的总和等于社会主义。”(《列宁文稿》第3卷)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WoMen]才有勇气面对“左”派的挑战。也是因为有了理论勇气，对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好！你“正确”，你表演吧！我就不开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说”。你能怎么样？

　　但是，这些都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卢:改革开放就30年了，一定会有许多体会吧？

　　吴:体会？谈不上。不过，也常常会回顾过去的岁月，思考一些问题，有时，也有一点想法。例如: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关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必须不断规范的问题，但这已是属于实践中的问题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分析和确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历史任务，要下点苦功夫，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这句话很需要时时谨记，认真实践。

　　我在1981年后不再兼任深圳[ShenChou]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省委[ShengWei]分工我继续分管广东[GuangDong]三个经济特区[TeQu]的工作，经常在三个特区[TeQu]间奔走，是省委[ShengWei]领导集体中有关特区[TeQu]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后，我从省委[ShengWei]书记岗位上退下来时止。

　　真的，没有想到，怎么一下子就30年了呢！

　　(南方日报 特约记者 卢荻 本报记者 陈枫 2008年04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