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谣言纷起，不过很好。这些谣言在我们[WoMen]嘴里传来传去，给我们[WoMen]生的希望。要到巴朗牙的时候，有人说：“等我们[WoMen]到了，日本[RiBen]人就会用船把我们[WoMen]送到马尼拉，与日本[RiBen]战俘进行交换。我们[WoMen]很快就能回家了。”还有人说：“等我们[WoMen]到了下一个集镇，日本[RiBen]人就会给我们[WoMen]吃的。”尽管事实往往于这些谣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军的12天里，我们[WoMen]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些美好的谣言当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RiBen]兵让我们[WoMen]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WoMen]的时候，日本[RiBen]人命令我们[WoMen]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RiBen]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RiBen]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TaMen]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RiBen]兵命令他们[TaMen]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TaMen]不能那样做。

　　日本[RiBen]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WoMen]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TaMen]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RiBen]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TaMen]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TaMen]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我们[WoMen]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RiBen]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我的决心再次受到了挑战。我偷偷地抹去泪水和呕吐的污物，正视路的前方，我在寻找下一个路标。我必须有一个目标；我必须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只有两种，要么让生活顺应信仰，要么改变信仰来适应生活。选择了正确的行为方式，我们[WoMen]就能获得满足。不过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我发现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须两者兼顾。因此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顺应日本[RiBen]看守的命令，同时我又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坚持我的信仰。举个例子，如果日本[RiBen]看守强迫我去活埋一个战俘，我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与我的信仰不符，但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坚持我的信仰，拒绝活埋依旧在呼吸的战俘，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有更多的战俘要来埋我了，如果还有人拒绝，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被埋葬。在我调整信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活下来以后帮助别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人不能及时地调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