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条”与“十七条”比，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YunDong]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GanBu]问题[WenTi]”、“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WenTi]”这一条，全文共23条。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MaoZeDong]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MeiYou]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YunDong]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GanBu]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GanBu]），实行群众、干部[GanBu]、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SheHuiZhuYi]教育运动[YunDong]，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SheHuiZhuYi]教育运动[YunDong]过去称为“五反”运动[YunDong]，以后通称“四清”运动[YunDong]，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HuiYi]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HuiYi]却造成了毛泽东[MaoZeDong]和刘少奇[LiuShaoQi]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HuiYi]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HuiYi]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LiuShaoQi]，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MaoZeDong]。刘少奇[LiuShaoQi]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MaoZeDong]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MaoZeDong]汇报。然而，刘少奇[LiuShaoQi]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LiuShaoQi]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MaoZeDong]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WenTi]，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WenTi]，在原则问题[WenTi]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HuiYi]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LiuShaoQi]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MaoZeDong]对“四清”运动[YunDong]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WenTi]，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YunDong]，来解决社会主义[SheHuiZhuYi]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WenTi]。

　　（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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