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HaiZi]们写得多好啊”

　　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HaiZi]们写得多好啊。”道歉[DaoQian]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XueSheng]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LaoShi]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ZiJi]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YiGe]后来也成为老师[LaoShi]的同学写道：在我当了老师[LaoShi]以后，我才明白当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DaoQian]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

　　初一一班的一个[YiGe]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

　　初一二班一个[YiGe]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LaoShi]们道歉[DaoQian]。”接到自己[ZiJi]学生[XueSheng]的道歉[DaoQian]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HaiZi]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HaiZi]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HaiZi]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DangNian]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LaoShi]，在劳改期间恰逢毛主席像章发行的第一天，一个[YiGe]初一的孩子[HaiZi]坚持不卖给她。关很恼火地说，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后一个[YiGe]高三孩子[HaiZi]卖给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DaoQian]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LaoShi]，当年[DangNian]他之所以不打老师[LaoShi]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YiGe]已上大学的学生[XueSheng]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DaoQian]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YiGe]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YiGe]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DangNian]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LaoShi]仍沿用“孩子[HaiZi]”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XueSheng]们，“孩子[HaiZi]们都很优秀。”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ZiJi]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YiGe]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DaoQian]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YiGe]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