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底层，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草根帝王的最大优点或者说特点，就是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肤之痛。朱元璋深知基层对帝国来说，如同大厦之根本，要是根本出了问题，大厦无论看上去有多么辉煌多么巍峨，最终也免不了轰然倒塌的败局。于是，他对基层的重视便超乎寻常。

　　今天我们所说的基层，一般是指乡镇甚至社区和村组一级，但在明朝——严格地讲，应该是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国家政权的控制力只能到达县一级，县以下里甲的治理，乃通过村民的自治、乡规民约以及家族势力的影响来完成。也就是说，在明朝，最低级别的官员就是县官和散州（级别等同于县）的州官了，他们负责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因而被称为“牧民之官”或“父母官”。

　　朱元璋在位时，奉行的干部任用政策之一就是特别注重州县级地方官员的品行，比如洪武二十年，他就曾两次谈及此事。一次是郊祀礼成时对内侍说：“国家任命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一次是因青州遭遇蝗灾，地方官对上瞒报，朱元璋告诫户部官员道：“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饥，而守臣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对失职的基层官员，朱元璋的处理是将其逮捕治罪；对犯过小错误，但任职期间尚能较好履行职责的知县，朱元璋往往网开一面，法外施仁。如诸城知县陈允恭因犯错误被流放云南，朱元璋偶然听说他“治县时能爱民”，认为他虽有过，但亦“可用也”，遂召复其官。

　　正是看到县官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几乎等同于朝廷、等同于皇上，因而，朱元璋对县官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颁布的《大诰》中就规定，老百姓可就父母官是否“害民取财”、“有司不才”、“清廉直干”、“抚民有方”直接向朝廷反映。如此看来，明朝时老百姓要上访，是件非常容易的事，绝不会有地方官胆敢派人到北京去截访。更有甚者，朱元璋还进一步规定，百姓有权按他在《大诰》中提出的标准对照基层官员，如果官员属于奸恶官吏，老百姓有权把他直接扭送到京城，这不但不是妨碍公务，以下犯上，反而是值得奖励的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