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18日，英国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关于武昌起义的图文报导，标题为“中国的起义军是战斗者，也是建筑和桥梁的破坏者”。其中文章引用宣统帝立誓改革的诏书来表现武昌爆发起义的必然性。图片共三张，自上而下分别是被起义军占领的武昌汉阳门；日本领馆附近平汉铁路一座被起义军破坏的铁路桥、湖广总督府被破坏的情景。

　　画刊广受欧美读者欢迎

　　20世纪初的西方报刊里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品类，即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各种画刊。自从1842年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开创这一新的报道形式之后，在英国陆续有《泰晤士画报》（Illustrated Times）、《星期画报》（The Illustrated Weekly News）、《图画报》（The Graphic）、《星球报》（The Sphere）、《黑白画报》（Black & White）等画报问世；在欧洲大陆，有法国《小报》（Le Petit Journal）、《小报》增刊（Le Petit Journal Suppléement Illustré）、《画报》（L’ Illustrations）、《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世界画报》（Le Monde Iillustré）、《求精报》（Excelsior）、比利时《爱国者画报》（Le Patriote Illustre）、意大利《意大利画报》（L’ Illustrazione Italiana）、西班牙《艺术画报》（La Illustracion Artistica）等。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伦敦新闻画报》发行了美国版，同时还有《格利生画报》（Gleason’s Pictorial）、《鲍洛画报》（Ballou’s Pictorial）等本土报纸。

　　众多画刊共同的主旨，是以图画的方式讲述新闻故事。图画的具体形式，从早期的木刻版画、石印版画到后来直接由照片转印，紧随技术发展的脚步。各画刊各自不同的特色，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偏重和版面的安排上，如《伦敦新闻画报》偏好用整版的大幅图画来表现重要事件，或是用紧密排列的多幅图像来对事件进行多方面的叙述；法国的《画报》则多采用图文混排的方式，以详细的文字报道为图片作注解。总体来说各种画报都尽力呈现丰富的视觉内容，为读者提供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因而很多画报都极具影响力，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活跃于中国政界的西方人

　　19世纪中期以后，中西方各层面交往的逐渐展开，使新闻业已有相当发展的西方各国纷纷向中国派驻记者，或是聘用特约通讯员。长居中国的外国记者中有几位颇负盛名，如《泰晤士报》记者乔治·E·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1862-1920），《纽约先驱报》记者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大陆报》记者、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1881-1972，中文名丁乐梅），都因广泛参与中国事务或是对中国的细致研究而闻名。莫理循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力争获取当时情况下最有可能的外交协议；端纳曾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顾问，民国以后则先后出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经历了从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直到抗战胜利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更多专注于本职工作的记者也努力拓宽他们在中国的视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越深入，越能抓住中国社会表征与内在的各种关键点。于是，在中国逐渐打开大门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对东方世界的猎奇心理稍稍淡化之后，对中国的政局、社会形态、工商业发展等方面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