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为谁“变脸”》，张秀枫 著，远方出版社

　　忽必烈向高丽[GaoLi]人提出的或许是最苛烦的要求，是协助他与日本[RiBen]建立联系。在长达4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RiBen]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由于9世纪中叶佛教在中国遭受迫害，日本[RiBen]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RiBen]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RiBen]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高丽[GaoLi]人不喜欢日本[RiBen]人，但是他们[TaMen]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RiBen]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GaoLi]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RiBen]海盗的袭击和抢掠。日本[RiBen]海盗利用高丽[GaoLi]遭受蒙古入侵而无暇防备的机会，大肆侵扰高丽[GaoLi]的沿海地区，直至1263年。但是高丽[GaoLi]王室认识到，日本[RiBen]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RiBen]政府或者日本[RiBen]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对日本[RiBen]宣战。它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RiBen]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RiBen]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GaoLi]，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TaMen]便停止了袭击。因此，高丽[GaoLi]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RiBen]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RiBen]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TaMen]向新皇帝进贡。高丽[GaoLi]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GaoLi]人试图劝阻他们[TaMen]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TaMen]说，日本[RiBen]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事实上，高丽[GaoLi]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RiBen]的关系之中。高丽[GaoLi]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他们[TaMen]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GaoLi]人不值得信赖。在1267年的夏天，他给高丽[GaoLi]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挠他们[TaMen]前往日本[RiBen]。他决心排除高丽[GaoLi]人的干扰，再做尝试。

　　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RiBen]，这一次高丽[GaoLi]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TaMen]向日本[RiBen]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TaMen]表明，日本[RiBen]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RiBen]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TaMen]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RiBen]的借口。位于京都的日本[RiBen]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RiBen]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RiBen]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忽必烈并不为日本[RiBen]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GaoLi]人秘密地警告日本[RiBen]人，他们[TaMen]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可是日本[RiBen]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RiBen]渔民，把他们[TaMen]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RiBen]渔民，命令他们[TaMen]请求他们[TaMen]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然后他派人护送他们[TaMen]经高丽[GaoLi]返国。可是，日本[RiBen]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RiBen]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RiBen]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TaMen]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RiBen]受到怠慢。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RiBen]。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当他觐见日本[RiBen]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RiBen]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日本[RiBen]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TaMen]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RiBen]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RiBen]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RiBen]人更加肆无忌惮。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RiBen]。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日本[RiBen]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击败日本[RiBen]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