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CiXi]太后此时心情非常复杂。她一方面谕令王公大臣[DaChen]初九日于内阁会议，一方面玩弄两面手法。初九日，在王公大臣[DaChen]会议之前，慈禧[CiXi]先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表明她罢斥奕盉的坚决态度：“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接着慈禧[CiXi]又召见军机大臣[DaChen]文祥等人，暗示可以复用奕盉。当两方面的人在内阁集议时，各述从慈禧[CiXi]太后得到的意旨，显然大相径庭，于是互不相让，争吵不休，最后请当天召见时在场押班的钟郡王作证，钟郡王表示，“固皆闻之。”大家相顾失色，会议不欢而散。其实，慈禧[CiXi]对此事的心情很矛盾：既想罢斥奕盉，而理由又不甚充分，不仅“枢臣”和“亲藩”反对，还担心引起外国人的干涉。她希望有大臣[DaChen]支持，“藉大臣[DaChen]以镇众议”，使她寻求体面下台的机会。这时倭仁等人正好帮了她这个忙。

　　随后几日，又有醇郡王奕、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上疏为奕盉说话，慈禧[CiXi]将此三折发下交给王公大臣[DaChen]与王折“一并议奏”。十四日，王公大臣[DaChen]再次在内阁集议。深悉慈禧[CiXi]心意的倭仁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他首先拿出一份疏稿，坚持醇郡王等疏没有讨论的余地，充分表达了慈禧[CiXi]意欲惩戒奕盉的强硬的一面。这一举措一度使会议冷场，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各自心领神会。这时，肃亲王[QinWang]也拿出一份疏稿，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主张还是应该录用奕盉，至于如何“录用”，则当“出自圣裁”。这个方案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见此情形，倭仁也顺势修改自己的疏稿，同意肃亲王[QinWang]的方案。至此集议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十六日，倭仁与肃亲王[QinWang]等人的奏折呈上，慈禧[CiXi]太后终于借此对恭亲王[QinWang]奕盉作了体面的让步：“兹览王大臣[DaChen]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QinWang]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现既明白宣示，恭亲王[QinWang]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这样既教训了奕盉，又给了奕盉重新出山的机会。约一个月以后，慈禧[CiXi]恢复了奕盉的军机大臣[DaChen]之职，但永远削去“议政王”封号。奕盉遭此打击，权势大为削弱，锐气顿减，“自是益谨”。应该说，慈禧[CiXi]太后最终达到了目的。

　　五、应变：近代中西文化首次交锋

　　同治[TongZhi]六年（1867）的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交锋。在这场争论中，倭仁是反对西学的主角，也正因此而使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

　　京师[JingShi]同文馆成立于同治[TongZhi]元年（1862），起初只是一所外语学校，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运动日益展开，洋务派大臣[DaChen]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办洋务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学西文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天文、数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信息反馈到朝廷，总理衙门大臣[DaChen]恭亲王[QinWang]奕盉等人即建议在京师[JingShi]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同治[TongZhi]五年（1866）底，恭亲王[QinWang]奕盉等正式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拟从满汉贡生、举人、进士、翰林和该各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考学生，由总税务司赫德招聘西人在馆教习。殊不知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恭亲王[QinWang]等人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顺利实施之时，反对派已在酝酿抵制。同治[TongZhi]六年（1867）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的奏折揭开了这场大论争的序幕。张盛藻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就会使“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误入歧途。可是，张盛藻毕竟人微言轻，他的奏疏遭到皇上谕旨的严厉训斥。

　　张氏的意见被压制后，倭仁亲自出场，随即卷入论争之中。他与恭亲王[QinWang]奕盉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二月十五日，倭仁上奏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他从立国根本的高度立论，反对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担心“变夏为夷”，将问题的严重性夸张到有亡国灭种危险的地步。以倭仁的学养与地位，清廷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倭仁上奏的当天，两宫皇太后即召见倭仁，并把他的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二日，恭亲王[QinWang]奕盉等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重申增开天文算学馆以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一方面绕开倭仁奏疏中“反对师事夷人”的要点，而从正面大谈“自强”之道；另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反诘倭仁：既然你倭仁反对我们的举措，那么你得拿出自己的“良图”、“妙策”来呀！否则，“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怎么能和“夷人”对抗呢？三月八日，倭仁再次上奏，仍然坚持己见，他要奕盉等人作出必有实效，必能歼灭“夷人”而且知识分子又不致受“夷人”影响的保证：“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DaChen]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这确实把奕盉等人将了一军。三月十九日，奕盉等人上奏承认：“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显得底气不足了。但他们并不甘罢休，于是抓住倭仁奏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夷人的把柄，对倭仁反戈一击，要倭仁“酌保数员”，另设一馆。这个建议得到谕旨允准。这下可为难了倭仁。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据实陈奏、“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更使倭仁难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廷还谕令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在保守派人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是“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显然，这是倭仁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倭仁一再疏辞，但都不得允准，至此，双方争论已到白热化程度。朝廷的故意为难已使倭仁狼狈不堪，而奕盉等人在朝堂上的当面围攻更使拙于言辞的倭仁倍感羞辱。几经折腾，倭仁终于气得病倒了，于是，他托病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倭仁与奕盉等人的正面冲突就此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