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老奸巨猾”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ZengGuoFan]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最能表现曾国藩[ZengGuoFan]“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ZengGuoFan]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ZengGuoFan]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ZengGuoFan]“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ZengGuoFan]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ZiJi]需要的东西后，曾国藩[ZengGuoFan]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前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ZengGuoFan]特意派自己[ZiJi]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被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ZiJi]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ZengGuoFan]也并未按自己[ZiJi]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仍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曾国藩[ZengGuoFan]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ZengGuoFan]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ZengGuoFan]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此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ZengGuoFan]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ZengGuoFan]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ZengGuoFan]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ZengGuoFan]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ZengGuoFan]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ZengGuoFan]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ZengGuoFan]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ZengGuoFan]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ZengGuoFan]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ZengGuoFan]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ZiJi]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ZengGuoFan]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

　　最能表现曾国藩[ZengGuoFan]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曾国藩[ZengGuoFan]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托曾国藩[ZengGuoFan]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ZengGuoFan]大加恭维，意图结好。但曾国藩[ZengGuoFan]数次峻拒。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曾国藩[ZengGuoFan]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ZengGuoFan]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ZengGuoFan]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ZengGuoFan]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是曾国藩[ZengGuoFan]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与世俗的油滑机智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ZengGuoFan]的初衷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终会实现这个理想。他的计划是从自己[ZiJi]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ZengGuoFan]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精力育人，对自己[ZiJi]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几为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曾国藩[ZengGuoFan]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ZengGuoFan]）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ZengGuoFan]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ZengGuoFan]却没有[MeiYou]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