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期间，同在上海的胡适和郭沫若有了第一次的见面。郭沫若在十年后写成的《创造十年》中这么回忆道：“……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2〕但胡适在8月9日的日记却这样记载着：“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3〕日记中并没有提到高梦旦，更不是为郭沫若饯行，日期则确为8月9日，而不是9月初。郭沫若的回忆显然有误。至于两人见面后彼此的印象如何呢？胡适显然对郭沫若的印象并不佳，他在日记上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4〕至于郭沫若，在三天之后，他又和朋友朱谦之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拜访过胡适，这件事在胡适日记有记载，但郭沫若的文章却始终未曾提到过。只是在十年后的回忆，将第一次的会面化作了嘲讽的文字，郭沫若说：“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5〕就当时而言，他们两人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显出如此大的差别，郭沫若的不平与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生发的。所以不久之后，他们两人便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

　　事情的起因是1922年8月，郁达夫本着创造社反对“投机的粗翻滥译”的前提，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威铿所著《人生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然而不巧的是，郁达夫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结果被胡适抓住把柄，于是胡适就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家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夫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胡适还指责郁达夫等“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有限”等等。这篇短文引起郭沫若在十一月《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发表了《反响之反响》一文，他抓住了胡适改译中的“错误”、“不通”和“全不通”的地方，进行了强烈的反击。此后，张东荪、吴稚晖、陈西滢、徐志摩以及成仿吾，都介入了论战。

　　据郭沫若说，这场争论的收场，还是胡适主动采取“一种求和的态度”，才算了结的。1923年5月15日，胡适主动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6〕郭沫若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胡适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7〕历时十个月的争论终于划下句点。胡适以其特有的绅士派头，至少在表面上“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但郭沫若却不免是心存芥蒂的。

　　此后，据《志摩日记》记载，1923年的10月，双方在上海有过互访和宴请。首先是10月11日，徐志摩“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8〕这次会面，双方可说是并不愉快的。而第二天郭沫若带着他的大儿子回访徐志摩，并送徐志摩一册《卷耳集》，那是郭沫若对《诗经》的新译。

　　而10月15日《志摩日记》这样记载：“前日（案：指13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话诚恳，沫若遽抱而吻之。”这是“郭沫若亲吻胡适”的最早说法。而到了1978年，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回忆：“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他并且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9〕到了1984年，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明确的标明在1960年6月2日（星期四），胡适曾对他作了以下的叙述：“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10〕

　　面对这三种说法，有相当多的歧异，似有辨析之必要。首先，请客的日期，徐志摩认为10月13日，唐书没有明说，而依胡书推算当在1929年或1930年间。第二，谁请的客，徐志摩说郭沫若，而唐书没有明说，胡书则说徐志摩请客，郭沫若作陪。第三，是为了赞美郭沫若何事，才引起郭之亲吻。徐志摩没有明说，唐书则认为和郭之新诗有关，而胡书则认为是郭沫若所写的一篇“谈古代思想”的文章。真可谓众说纷纭，但真相只有一个。后来胡适日记出版了，于是，我们找到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赫然记载着：“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这该是第一手的数据，因此唐德刚的“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是有些戏剧化。因为当晚赴宴的一共七人，不可能分开坐两桌。至于郭沫若亲胡适是因为《女神》新诗的备受肯定，而不是谈古代思想的文章。当然有些回忆的文字，因时间的久远难免失真，它永远是比不上当时所记下的日记来得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