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6年7月，胡适从美国返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47年春，胡适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的教授们组成“独立时论社”，并创办《独立时论》。他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1947年7月20日，胡适在《独立时论》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该文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由于各大报刊竞相转载，在当时影响颇大。接着胡适又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重申他对自由、民主潮流的“偏袒”。他强调“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1948年8月初，胡适又在《独立时论》上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4日，应北平电台之邀播讲《自由主义》，他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反对党。四、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很明显，胡适此时宣扬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为了遏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共色彩极为鲜明。而与此同时，郭沫若正积极投入人民解放战争中，他帮《文汇报》创办《新思潮》等周刊，他要团结文化界的人士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

　　1947年1月30日，《文汇报》重新发表胡适在1938年10月31日写给好友陈光甫的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只因1946年年底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时，把它又题赠给香港来的陈孝威，而原本只是当年胡适在驻美大使的心情写照，却被“神州社”南京电讯扩大解释，说这是反映胡适“国大期中心情者”。郭沫若看了《文汇报》上的这首诗，更是借题发挥，他在2月5日挥笔写下了《替胡适改诗》一文，文中讽刺说，胡适“这样简单的二十四个字，所表现的‘心情’却颇悲壮”。“他干脆承认做了黑棋一边的‘卒子’”，“看情形他似乎很想擒红棋的老王了”。“这样可宝贵的‘卒子’，下棋的人自然应该宝贵使用的”，“因此，这卒子的‘命’断乎不允许你那么轻易‘拚’掉。即使卒子想‘拚’，主子也未必许‘拚’。这正是这个‘卒子’的聪明过人的地方，乐得悲壮一番，不免以进为退”。郭沫若最后说：“虽然不那么悲壮，但总要更显得老实一点——我想倒不如把‘拚’字率性改成‘奉’字。”郭沫若将胡适的诗改成“做了过河卒子，只能奉命向前”，虽只一字之差，但把胡适形容成甘心为国民党政府卖命效劳的“卒子”，已然有意地曲解了胡适。

　　1947年3月1日，郭沫若在上海《文汇报》的《新思潮》周刊发表了《春天的信号》一文，他针对胡适所说的“文化是一点一滴造成的”和“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观点，指出“我们并不反对一点一滴，但要问这一点一滴是不是合乎文化的本质和动向。文化的本质就是创造，是人类意识克服自然惰性和摩擦力的那种努力。它的动向始终是发展，是前进，是使更大多数人获得更大的幸福”。违反了这种本质和动向的“一点一滴”，“何殊于白浊患者的一点一滴？为了文化的保卫，我们要预防这种白浊式的点滴，免得它毒害文化，并毒害人生”。郭沫若还指出，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看来相当漂亮，但其实是幌子。待合乎他的利益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可以不要任何‘证据’；待不合乎他的利益他不敢说话的时候，所有的‘证据’都丢到茅坑里去了”。而针对胡适强调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郭沫若认为胡适的话，隐含着否定人民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因此他说：“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进步，事虽小亦必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恶，便是反动，力虽大亦必拒之。这在我们看来是‘理甚易明，善甚易察’的。”其实胡适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的这两句话，他当时是在1946年10月10日，北大新学期开学典礼，勉励北大学生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受骗、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后来在1948年3月3日，给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的长信中也告诫：“……‘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宋人受了中古宗教的影响，把‘明善’、‘察理’、‘穷理’看得太容易了，故容易走上武断的路。吕祖谦能承认‘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真是医治武断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25〕而郭沫若却借题发挥，引申到反人民、反进化……问题上去了。

　　1948年2月12日，郭沫若写了《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覆泗水文化服务社张德修先生函》，文中痛斥蒋介石破坏和平，“不惜全面破裂，屠杀人民”，并且谴责胡适还为他“曲为辩护”。同年3月1日，郭沫若在香港《光明报》半月刊发表了《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文，抨击胡适“把美国塑成为一尊‘和平女神’，而把苏联影射成了一个魔鬼”，他说，“不错‘中国北方’有‘世界第一长的边界’，而且没有设防。如果你所说苏联是‘侵略国，苏联可以随时来侵略’我们。怎么办呢？是死心塌地把中国送给美国，让他来设防吗？真是笑话了！老实说，我们与其作些不顾事实的杞忧，最好是使自己不要成为法西斯性的败种或帝国主义的附庸。”〔26〕同年5月14日，郭沫若又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的评论文章，指责自称“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胡适。郭沫若说：“‘三无’倒确是三无，只是内容要另外改定一番”，那便是“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郭沫若此时对胡适的批评，已从原本的论争变成漫骂了。

　　面对郭沫若的批判、漫骂，胡适虽继续保持其“绅士”的风度，不作任何响应，但其实在他心里也是相当恼火的。在1947年2月22日，他给王世杰的信中就说：“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如《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27〕“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在当时并没成事实。但在七年后，却引发了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及其他单篇批判文章，总计在三百万字的批判，这恐怕是胡适万万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