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报社一位同志[TongZhi]，花了二十五元买了一只来亨母鸡，想养了它吃鸡蛋，竟在过道里搭了一个鸡笼，惹得大家抱怨，只好将它杀掉吃了。有存款的同志[TongZhi]都把存款取出来买高价[GaoJia]点心和糖果，或上高级餐厅。听说潘非同志[TongZhi]把三千元存款都吃光了。

　　资料图：1958年一个村庄的食堂[ShiTang]记忆。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兴办公共食堂[ShiTang]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

　　本文来源：光明网，作者：金凤，原题：《空货架和高价[GaoJia]餐厅：1960年夏天的北京》

　　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GongYing]。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GongYing]两斤菜。食堂[ShiTang]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GongYing]。干部[GanBu]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TongZhi]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KunNan]。

　　同志[TongZhi]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记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学一次相约在一位同学家相会。大家不约而同地带了粮票和菜票，交给主人买菜做饭。

　　不少干部[GanBu]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TongZhi]和苏蓝同志[TongZhi]。他们[TaMen]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TaMen]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KunNan]，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GanBu]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TongZhi]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GongYing]一些“高价[GaoJia]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GaoJia]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GanBu]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这个主意看起来相当简单，却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各食品店熙熙攘攘，柜台前挤满了购买高价[GaoJia]点心和糖果的顾客。我也赶到百货大楼，买了几斤糖果和点心。我记得，奶糖六元一斤，点心五元一斤。我买了几斤，送一半给我那位得肝炎的亲戚，一半寄给我在东北抚顺矿区中学当教师的妹妹。她那里物资供应[GongYing]更加紧张，连酱油和咸菜都要凭票供应[GongYing]。

　　我也想到高价[GaoJia]饭店去观光一下。我不知不觉，想到五十年代的好时光。五十年代初，王府井的市面实在繁荣。人民日报对面的东单三条一条胡同里，就有两家饭店、一家西餐厅和一家小吃店。那时刚实行薪金制。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约为一百元左右，按那时的物价计算，不算低了。我们的食堂[ShiTang]办得也很不错，所有的菜都是单炒，一份荤菜不过[BuGuo]两三角钱。可是，人心真不知足。只因掌勺的师傅还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或解放初期招聘的，手艺不高，炒出来的溜肉片和溜肝尖味道差不多，辣子鸡丁和辣子肉丁也相差无几，我们就送了个“菜无二味”的雅号。食堂[ShiTang]的菜吃腻了，便去光顾小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