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GongDe]，也就是公民之德，看似属于个人行为层面，最终却牵涉到这个社会[SheHui]是否存在一个公平、公正又能维护人性尊严的制度。狄仁华的文章把“公德[GongDe]”与“法治”联系起来，也隐约点出法治有“上行下效”的问题。如果“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遭到践踏，特权横行，有谁愿自觉[ZiJue]遵守法律？如果多数人从来不享有“主人翁”的地位，如果制度不能保障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如果没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自我管理、民主决定，那么结果必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人有兴趣、有办法维护公共利益。如果政治氛围是不断要求“顺民”，又如何真正培养公民意识？

　　于是，当年台湾[TaiWan]青年[QingNian]自觉[ZiJue]运动[YunDong]中最敏锐的思考者，把公德[GongDe]心问题和整个政治社会[SheHui]的问题扣连起来。在前述“宣言式的长文”中，《新希望》的成员提出：“我们[WoMen]希望国家当局者，请听我们[WoMen]这一代青年[QingNian]的呼声：‘我们[WoMen]国家当前最需要的是严格的执行法治’”，“合理而公平的严格执行法治，将使人民更尊重法律，同时也就是在尊重政府”。在随后出版的刊物中，罗素、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也为学生所推介。于是，自觉[ZiJue]转为启蒙，如同“五四”一样，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又被敦请出来，成为青年[QingNian]爱国、救国运动[YunDong]的旗帜。

　　蒋介石虽然把“伦理、民主、科学”当作三民主义的精华要义，当时台湾[TaiWan]政治的“潜规则”却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方可以拿“伦理、民主、科学”来当作对抗中共政权的口号，民间也可以配合政府演出，摇旗呐喊，但如果民众要自己定义并实践“伦理、民主、科学”，却大有可能被视为“共匪”散播的“毒素”，成为肃清对象。

　　自觉[ZiJue]运动[YunDong]有疾而终

　　而在行动方面，由当时“救国团”主任蒋经国特准成立的“中国青年[QingNian]自觉[ZiJue]运动[YunDong]推行委员会”在此时仍然存在，报纸上偶而可见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劝募与发放救济品给贫民（时称仁爱运动[YunDong]）、捐血敬军，以及响应国民党当局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YunDong]”等等。自觉[ZiJue]会第二任主席、政大法律系学生许席图也不时出现在媒体报道之中。目前所查到关于自觉[ZiJue]运动[YunDong]会的最晚新闻，是在1967年年中。其实，更多当时的参与者还以为运动[YunDong]早已无疾而终，重蹈了青年[QingNian]做事仅“五分钟热度”的毛病。

　　青年[QingNian]自觉[ZiJue]运动[YunDong]其实是“有疾而终”的。1966年5月，中国大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同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在蒋介石的号召下，一场盛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YunDong]”正式展开，用以对抗文革。官方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YunDong]推行委员会”（文复会），广泛动员各机关学校，由上而下地全面推动，此时，青年[QingNian]自觉[ZiJue]运动[YunDong]对当局来说早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文复会成立后，除了推动民族精神教育、国语运动[YunDong]和出版文化古籍外，还拟定了《国民生活须知》与《国民礼仪范例》，试图用行政手段来树立生活规范，从日常生活层面来促使国民思想一元化。这份《国民生活须知》，系由蒋介石核定，涵盖食衣住行育乐等生活各方面，如何走路、交谈、进食、乘车、休闲、教养儿童都在规范之列，希望达到“使国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维八德之熏陶下，走向现代化、合理化”的目标。而在“现代化”的招牌之下，《国民生活须知》最强调的却是长幼尊卑的秩序，和个人克己复礼的精神，要把国民生活的节奏全纳入公权力的掌握之中。

　　从青年[QingNian]自觉[ZiJue]运动[YunDong]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YunDong]，折射出官民交锋的一段痛史、一条由政府规训完全取代个体自觉[ZiJue]的路径，而和许多类似运动[YunDong]一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YunDong]也必然出现形式化、空洞化的流弊。此后，对于那些关注国家社会[SheHui]前途的青年[QingNian]来说，关于“公德[GongDe]”问题的讨论再也不能激起他们的热情。而要在台湾[TaiWan]社会[SheHui]渐渐有了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社会[SheHui]秩序之后，“公德[GongDe]”和“公民意识”也才慢慢地在民间社会[SheHui]生根，最终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