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MeiYou]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WenZhang]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WenZhang]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YiGe]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TaMen]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WenZhang]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WenZhang]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WenZhang]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WenZhang]。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KeYi]看出眼前这篇文章[WenZhang]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WenZhang]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YiGe]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YiGe]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WenZhang]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ZheXie]文人并没有[MeiYou]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YiJing]结束。他们[TaMen]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YiJing]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ZheXie]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ZheXie]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YiGe]在乡下，一个[YiGe]在城里；一个[YiGe]在最低层，一个[YiGe]在最高峰；一个[YiGe]为了衣食，一个[YiGe]为下真理……这～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MeiYou]体会到这些[ZheXie]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TaMen]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TaMen]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八十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MeiYou]彩色电视机，没有[MeiYou]录像机，没有[MeiYou]摄像机，没有[MeiYou]家用空调机，没有[MeiYou]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YiGe]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MeiYou]洗衣机，没有[MeiYou]香波和浴液，没有[MeiYou]干洗精，没有[MeiYou]微波炉，没有[MeiYou]洗碗机，没有[MeiYou]吐司炉，没有[MeiYou]烤箱，没有[MeiYou]电咖啡壶，没有[MeiYou]家用电冰箱，没有[MeiYou]电饭堡，没有[MeiYou]电剃须刀，没有[MeiYou]真皮手袋，没有[MeiYou]尼龙丝连裤袜，没有[MeiYou]麂皮夹克，没有[MeiYou]真丝内衣，没有[MeiYou]马赛克浴缸，没有[MeiYou]乙烯基地板，没有[MeiYou]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MeiYou]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MeiYou]静电复印机，没有[MeiYou]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9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MeiYou]见过这个玩艺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工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都还没有[MeiYou]立体声音乐中心，没有[MeiYou]镭射影碟，公共场所也还没有[MeiYou]音乐播送装置，没有[MeiYou]卡拉OK，没有[MeiYou]迪斯科和摇滚，没有[MeiYou]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YiJing]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四十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YiGe]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TaMen]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TaMen]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TaMen]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ZheXie]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YiGe]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KeYi]享有“八级”的薪金，每月一百零八元，这已经[YiJing]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所以，购买数以百元计的工业品，对于他们[TaMen]来说，确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买到这些[ZheXie]东西。因为商店里面空空荡荡，你根本找不到这些[ZheXie]东西，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卖给你。几乎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都要凭借一个[YiGe]叫做“票”的小纸条。这是政府为了对付物资紧缺而想出来的办法，西方在战争的年代也曾经使用过的。只不过中国人使用这种办法的时间长一些，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约22年里没有[MeiYou]间断。“票”由政府监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个[YiGe]机关工厂学校里面去，再由这些[ZheXie]地方的领导分配给下属，其数量大体是每十个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张，或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所以，你为了买到其中一样，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学一位28岁的教师得到一张“票”，可以[KeYi]用它买到一辆自行车。他欣喜若狂，因为这足以使他在一个[YiGe]月后的婚礼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可是到了1978年的第一天，他欢天喜地地跑去买他的自行车时，发生了不幸：“票”丢了！这位教师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里满地寻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