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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8亿公社社员有1/3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中国年鉴网(5)
“六条”颁发于1977年11月15日,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转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NongMin]手中。他们[TaMen]当然可以[KeYi]发现,“六条”果真施行起来,即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NongMin]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又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TaMen]对于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NongMin]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他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农村的贫困。每当驱车经过乡下的道路,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所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在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NongMin]的弃耕,更是由于失去了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ZheXie]危机的原因。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NongMin]就会由消极怠工转而为大规模的抗议。于是,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结果意外地发现了在他辖区里面,有一个[YiGe]地方党的组织,颁布了一系列的应急之策,旨在给予农民[NongMin]一个[YiGe]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激励他们[TaMen]生产的热情,而且事实上真的发生了效果。苦无良策的万里这时候调集手下数百工作人员,分赴乡村去寻找农民[NongMin]的真正心愿。然后以那些应急之策为基本的蓝图,制订他的“六条”,颁发于全省实行。
我们国家的农民[NongMin],应当说是举世最易安抚的一群。这时,在安徽千万农民[NongMin]的嘴上,新来的省委书记已经[YiJing]成了一个[YiGe]真正的“圣明天子”。假如他们[TaMen]能够知道一件正在秘密酝酿着的事情,要不像迎接天子那样冲着万里三呼“万岁”,才叫怪事。就在那次紧急会议上,万里表明他要奉行务实的宗旨,而不会顾及意识形态的训示。他说:“与其眼看着大片土地抛荒,倒不如把土地借给农民[NongMin]”。也就是说,农民[NongMin]可以[KeYi]在实际上占有土地,而人民公社对于土地的权力将只是一种名义。这几乎等于再一次分田分地。果能如此,农民[NongMin]焉能不欣喜若狂?不过,此事有违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宗旨,关系至大,实在没有[MeiYou]可能写进省委的正式文件,“借地”也只是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到了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终于发现安徽出现的变故。它发表的一篇文章[WenZhang],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旨在以此推动全国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不过,报社的编辑仍然试图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针中做个和事佬,因而在按语里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恣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带来了极大危害。这样,万里的“六条”,看上去就成了恢复人民公社传统的办法,而不是纠正人民公社的错误。最妙不过的是,这一天的报纸在第四版上刊登了邓小平出访缅甸的十三幅照片,占满了整整一个[YiGe]版面。
邓小平和万里在同一张报纸上相遇,当然只是偶然,但安徽的故事却显然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这时候他从缅甸归来又将赴尼泊尔访问。转道途中,于四川小憩。赵紫阳恰在不久以前就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邓小平经过此地,当然要由赵去迎送。根据当日记载,虽值隆冬,成都却是阳光灿烂,竹林青翠,腊梅盛开。不过,那时候没有[MeiYou]公开出来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这一天与赵紫阳谈到安徽的事情,邓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借地”给农民[NongMin]。没有[MeiYou]任何证据可以[KeYi]说明,万里采取的这些[ZheXie]行动,是与他人先谋而后定。但是,我们可以[KeYi]肯定的是,他的行动几乎立即就得到邓小平的赞许,也在赵紫阳那里获得心领神会的呼应。一年后,四川省把农民[NongMin]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数量的15%,在全国引起一个[YiGe]大震动,若论缘由,似乎出自万里的安徽。
2月6日,干旱十三个月的中国北方,忽然飘起雪来,开始稀稀落落,然后连成一片,越来越大,三日不绝,覆盖了晋、冀、鲁、豫、陕、京、津、苏以及安徽北部。瑞雪兆丰年,乡下人的脸色明朗起来。万里也动了乘胜追击的念头。他用他的“六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小试锋芒,静观一月而没有[MeiYou]遭遇任何挑战,于是胆子大了起来。3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WenZhang],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看来他是想将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地理性化。
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此文。这么多权威的报刊来为万里张扬,终于引起舆论方面的主持者汪东兴的注意。汪是不能同意万里的,所以人称“汪万不同路”。但是,现在万里还没有[MeiYou]走得太远,汪也还没有[MeiYou]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种局面又维持了十天。3月27日,《人民日报》编辑看来是被暂时的平静弄昏了头,又忘乎所以地发表了一篇文章[WenZhang],更加露骨地向人民公社挑战,文题《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一明显不符既定方针之举,使汪东兴勃然震怒,他立即质问报纸总编辑,说此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实际上,党中央在二十二天以前就已经[YiJing]把中国的蓝图画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闭幕,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YiGe]宏伟而又详尽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YiGe]高速飞跃。农业的总产值的年递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ZheXie]许诺的豪迈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YiGe]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日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MeiYou]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一个[YiGe]化名“万里浪”的诗人,还借用时间之口在报纸上唱道:
人们对我有着新的概念:
可以[KeYi]把一秒拉长,
也可以[KeYi]把一分缩短……
另外一个[YiGe]叫作晓雪的诗人述说了春天的感慨:
今天我浓如酒、甜如蜜、深如海,
多少年不准开放的千万种花朵,
今天在眼前争奇斗艳一起开,
多少年不能歌唱的亿万支欢歌,
今天在这里纵情放声唱起来!
表面的万众一心常常是一种虚幻,轰轰烈烈的事情总是不能久远,而细枝末节反会日显其价值,这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YiGe]特色。以当日情形来论,万里所求虽然远不如华国锋的目标显赫辉煌,但却在农民[NongMin]中间具有更大的感召力量。大政的分裂,端倪已出,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这分裂还只是在私下百转千回,不久便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豁然涌出而成大潮。
1978年中国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实际上意味着新旧时代的真正的分水岭刚刚出现。由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连串倾覆下来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不过,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无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即将倾覆的另外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要想恰如其分地估计“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乡下人民公社的影响,应当记得,城里人的呼吁“实践”与公社社员的呼吁“自主”,是亦步亦趋地发生的。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自1977年夏秋的酝酿,到1978年春夏的公开,再到这一年冬季成为定局,这也正是乡下要求“自主权”的历程。如前所述,华国锋主席发动全体农民[NongMin]来批判“四人帮”破坏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可是老百姓却对接近他们[TaMen]的政府官员更加痛恨。他们[TaMen]纷纷述说这些[ZheXie]官员对村子里的事情如何横加干涉,且把他们[TaMen]的冤屈投寄报社。
那些日子,全国所有报纸的编辑都在埋头编写这一方面的来信。这些[ZheXie]控诉大都只涉及地方官员的横行霸道,而这些[ZheXie]官员通常又都是地方帮派集团中的成员,并不直接地牵涉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利害,所以报纸编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加以揭露。看来官员的横行确已到了无可迁就的程度。比如在浙江省,他们[TaMen]强迫农民[NongMin]把已经[YiJing]种好的大豆翻进土地,播种其他作物,是为“犁豆事件”(《浙江日报》1978年12月3日。);在广东,他们[TaMen]则在属于农民[NongMin]的二万五千公斤稻草上点燃一场大火;(《南方日报》1978年12月28日。)
在江西,农民[NongMin]说,他们[TaMen]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会种地;(《江西日报》1978年12月5日。)福建的农民[NongMin]则把一个[YiGe]富裕的公社归结为没有[MeiYou]官员的干预,而另外一个[YiGe]公社之所以穷,也就是因为那里有官员的指手画脚。(《福建日报》1978年12月4日。)从1977年底到1978年底,全中国五百零四万个生产队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万个投入到这一场控诉之中,其余二十多万个也并非无可控诉,而是因为那些地方实在是太过偏僻,没有[MeiYou]公路,没有[MeiYou]报纸,也没有[MeiYou]电视广播,农民[NongMin]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YiGe]控诉的机会已经[YiJing]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