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尽管兵团[BingTuan]总部[ZongBu]为了加快成立“革委会”而同“414”代表坐到一起谈判并签署协议，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414”的“合法性”，但是，“414串联会”可谓“变本加厉”，不仅不承认“四项协议”，而且公开地无视谢富治以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的权力和权威，这也就意味着清华文革[WenGe]两派的问题解决已不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力所能及的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1期，作者：唐少杰，原题：《“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权力争逐的典型例证》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WenGe]，且不带引号）进入了全国性的夺权斗争阶段。根据文革[WenGe]“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各单位（或部门）和各地区按照“三结合”原则（即由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QunZhong]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文革[WenGe]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1966年12月经过上述“司令部”授意、出自打倒刘少奇等需要而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BingTuan]”，在其出现的四个月里，因为在文革[WenGe]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论战，致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BingTuan]这一文革[WenGe]著名的群众[QunZhong]性组织于1967年4月14日分裂为“团派总部[ZongBu]”和“414串联会”（又简称“团派”和“414”或“四派”）。对于清华大学可能出现的“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而言，“解放军代表”由于是上级指派而没有什么争议，“革命群众[QunZhong]组织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由于上述分裂而无法达成两派群众[QunZhong]的共识。而“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问题直接关系到两派的权力地位、权力分配等，更主要的关系到两派权力的合法性即权威性与否的问题。十分有趣的是，刚刚产生不久的四派所投入的与团派斗争的“角斗场”就是这类问题。

　　1967年4月30日，井冈山兵团[BingTuan]总部[ZongBu]根据“新形势”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筹备小组的决议》，宣布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筹备小组（以下简称“革筹小组”）由“革命群众[QunZhong]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BingTuan]总部[ZongBu]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以及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表11人组成。兵团[BingTuan]总部[ZongBu]所说的“新形势”，名为文革[WenGe]进入建立文革[WenGe]权力机构的筹备和建立阶段，以及北京一些高校逐渐建立起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等，实为针对“414串联会”的成立，兵团[BingTuan]总部[ZongBu]竭力加快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权威正规化的步伐，从而打击“414”。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庆祝观礼活动上，毛泽东、林彪等接见了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身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常委的蒯大富还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BingTuan]的袖章献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在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成员座谈时，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何时成立，并答应派军代表来清华。蒯大富回清华后把上述消息传给大家，一时间兵团[BingTuan]上下喜悦有加，出现了“毛主席关心咱井冈山人”“毛主席给咱井冈山人撑腰，咱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等大标语①。

　　5月2日，“革筹小组”开始与兵团[BingTuan]总部[ZongBu]一起具名行文，发出通知，于5月3日至7日集中召开全校批判大会，除了几个官样文章的内容之外，一个内容就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显然是针对“4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