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凌晨2时许，蒯大富等返回清华。蒯大富大哭一场，说：“总理给我们当头一棒，又加盆冷水。”3时许，团派广播台广播了谢富治致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信”，以及推迟召开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成立大会的“通知”⑨。

　　5月31日，团派成立了其核心组织“六二四战团”，以1966年6月24日蒯大富等人同工作组论战的日子来命名这支队伍，旨在专门与四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也标志着团派与四派的对峙和冲突已经不可调和。

　　清华团记“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的流产、夭折，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WenGe]初期史上更是团派与四派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派从井冈山兵团[BingTuan]分裂出去到另立“山头”并给予团记“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美梦以致命的打击，前后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在这较短的时间里，四派崛起，成为敢于向团派问鼎清华大权并角逐清华文革[WenGe]天地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967年4月开始，团派与四派的对立直至1968年春夏的生死之战，给清华文革[WenGe]初期历史烙上了浓重的群众[QunZhong]冲突的“底色”，这种“底色”在许多方面遮掩或冲淡了1967年4月之前清华文革[WenGe]的种种矛盾及对抗。例如，1967年春夏开始的全国性的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运动中不同派别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大大超出了1967年初及其之前的文革[WenGe]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主题。文革[WenGe]在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进入了它远远始料未及的群众[QunZhong]运动的总体内讧直至全面内战的阶段。

　　清华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两派的分歧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和如何进行文革[WenGe]？具体地说，文革[WenGe]是所谓“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改朝换代”“大翻个”，还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二是文革[WenGe]的主要矛盾是文革[WenGe]与走资派的矛盾，还是文革[WenGe]同时与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矛盾，即文革[WenGe]的敌人是一个（走资派）还是两个（走资派和阶级敌人）？三是如何评价文革[WenGe]前“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至少是在教育领域，“十七年”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是“烂掉了”，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四是如何对待在文革[WenGe]伊始被暂时打倒或被“冷落”的清华中层及基层干部？对他们是“上揪下扫，除恶务尽”、把文革[WenGe]当成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还是积极给他们“平反平黑”“大胆解放，大胆使用”以最终使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五是如何看待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运动？包括文革[WenGe]在内的群众[QunZhong]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可歌可泣的，还是具有先天缺陷和现实弊端的？等等。清华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两派就这些分歧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作为文革[WenGe]中激进的甚至极端的群众[QunZhong]造反派（团派）与温和的、相对保守的群众[QunZhong]造反派（四派）的两大代表，团派与四派的这种分歧和论战集中体现了全国不同地区和部门（或单位）的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派别斗争的性质和特点，具有了文革[WenGe]全局性的意义和影响。实质上，概括上述分歧，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方面关系到文革[WenGe]是否是一场所谓涉及到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大革命”；第二个方面关系到所有与文革[WenGe]直接相关的人士的利益格局，特别是这种格局与文革[WenGe]前的利益格局的关联，换言之，文革[WenGe]是否为文革[WenGe]前的政治运动的继续和重演；第三个方面关系到文革[WenGe]开展并深入下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问题，即文革[WenGe]是否是对文革[WenGe]前“十七年”的全局转换；第四个方面关系到在文革[WenGe]进行过程中谁占主导地位和谁发挥主要影响，亦即关系到群众[QunZhong]运动是否会重新转化为原有的广大干部所“主宰”的运动；第五个方面关系到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运动的出路，亦即关系到群众[QunZhong]运动的兴衰和成败与否。这些分歧和论战的深刻和重大实际上意味着文革[WenGe]的走向和命运。同样，这些分歧和论战所具有的破绽、荒唐也是由文革[WenGe]整个理论的荒谬和文革[WenGe]整个实践的异化所带来的，并且反映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衰败和破产⑩。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分歧和争论都是与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在文革[WenGe]之前和文革[WenGe]之际的切身利益及其格局密切相关的。这种分歧和论战体现在清华“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筹备的全部活动中，就直接成为利益之间的交锋和利益格局之间的混战。成立一个由什么样的人所代表或所主导的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不仅仅关系到文革[WenGe]某一特定群众[QunZhong]组织的权威和力量，更是关系到不同群众[QunZhong]的切身生活。同样基于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对于清华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两派的权力争逐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妥协的可能和退却的余地。这两派都把文革[WenGe]群众[QunZhong]斗争的“两个凡是”原则，即“凡是对立派群众[QunZhong]所试图达到的，就一定要阻碍、破坏；凡是对立派群众[QunZhong]所阻碍、破坏的，就一定要力争达到”淋漓尽致地推向了极端。例如，清华文革[WenGe]两派各自内部的“鸽派”在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筹备问题上一度曾有的种种妥协尝试，无不为自己组织中“鹰派”的极端行径所否定、所推翻。

　　到了1967年底，四派的工作之重点已不仅仅是给清华广大原干部平反、平黑，而是竭力使他们加入清华文革[WenGe]的运转甚至决策之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四派不断从广大原中层干部中“物色”年富力强并具有代表性的人员准备进入将要建立的清华文革[WenGe]领导班子。例如，在1968年初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报告中，四派总部[ZongBu]建议：未来的清华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常委中，至少应该“结合”过去清华党委成员8～10人以上，并且最好是由原清华中层干部的代表人物担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主要领导人的职务。

　　1967年底至1968年初，团派与四派的关系已不同于半年多前两派分裂之际，双方由过去主要是认识分歧和观点论战转移到了实际的对抗和冲突。双方围绕着干部问题以及权力问题的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时期，四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强调指出：“革命小将不能执掌未来的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大权。”2月23日，四派总部[ZongBu]在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提交的简报中明确提出：由革命小将担任未来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GeMingWeiYuanHui]第一把手是不适宜的。言外之意，也是不会为四派所接受和所认可的。对于团派而言，四派所大力推荐和倚重的干部势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而，削弱四派力量的主要途径就在于加大打击清华原干部队伍的力度，反过来说，亦然。于是，团派1967年底掀起了新一轮整治和迫害清华原中、基层干部的高潮，而这次行动致使两派彻底走向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