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给我讲了一件他印象十分深刻的事例：一次我们[WoMen]和彭老总开完会到餐厅吃饭，本来管理员只给我们[WoMen]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TongZhi]准备了一桌饭，这时又来了几个地方干部和记者，临时又加了一桌饭。开饭后，彭老总见我们[WoMen]这桌的菜比加桌的菜多几样，脸一下子沉下来，站起身很生气地喊来管理员，厉声责问这是为什么。管理员解释说：原来准备的一桌饭变成了两桌，为照顾首长们就多加几个菜。彭总听后大声斥责说，这是国民党副官作风！命令立即把我们[WoMen]那桌多的菜端到加桌上去。这件事虽小，却反映出他的一贯作风。尊重地方党、尊重地方同志[TongZhi]的工作[GongZuo]作风使太行根据地军队和地方紧密团结，成绩突出。这与朱老总、彭老总、刘（伯承）、邓（小平[XiaoPing]）等领导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彭老总有次路过武汉，特意到我家来看我。正巧我有会不在，他就坐下与翟英同志[TongZhi]拉起家常，一直等到我回来。我们[WoMen]自太行山分别后有多年没见面了，他的到来使我很高兴也很感动。这表明他重革命友情，尊重知识分子（我是大学毕业）。李老深情地说：“彭老总立了那么大的功，受了那么大的冤屈，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实在应当大书特书。当然，党内像彭老总一样受冤屈的领导同志[TongZhi]不在少数，像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小平[XiaoPing]同志[TongZhi]和陶铸同志[TongZhi]，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只不过他们[TaMen]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情，原因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了的，尤其是‘无法无天’的十年动乱，我们[WoMen]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巨大了。”

　　李老谈起刘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时说：“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是我的老领导。早在1935年底我受当时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从山西转移到北平做白区工作[GongZuo]，不久我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当时是中央[ZhongYang]代表、中共北方局书记，那时我们[WoMen]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已经十分熟悉他了。我在北平时期正值改组北平市委，我们[WoMen]不断接到署名‘胡服’、‘KV’的指示，从北方局的机密刊物《火线》上读到‘胡服’、‘KV’写的‘北平问题专号’。‘KV’和‘胡服’就是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当时用的化名。《火线》上刊登了不少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撰写的文章，特别是对白区斗争中‘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尖锐地指出：在白区我们[WoMen]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第一位的任务是保证生存，任何暴露的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当时我们[WoMen]比较幼稚，缺少白区工作[GongZuo]斗争的经验，在白区工作[GongZuo]的认识上有不同看法，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的一系列指示给了我们[WoMen]很大帮助和教益。

　　1937年5月，我作为白区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全国苏区党代表大会和白区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抗战期间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从山东前往延安开党的七大路过太行，我向他汇报了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改工作[GongZuo]。由于我要赶着去参加根据地的‘临参会’，因此没能与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多谈。1947年我参加在河北平山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GongZuo]会议，这次又见到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会议我只开了一半，因为刘邓大军已先行渡黄河南下大别山，他们[TaMen]从前线急电催我速带队跟进南下。临行前，我向朱老总和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告别。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叮嘱我南下后要迅速在新区展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广泛发动起农民群众，支援前线，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并强调要快。朱老总插话说：就像过去苏区土改那样，搞它个轰轰烈烈。我当时想，根据抗战时根据地的土改经验看，开辟新区的工作[GongZuo]不那么简单。因为时间很紧急，我们[WoMen]没有再深入谈下去。我受命带领2000多名成建制的干部随十纵南下大别山，到达新区后按照中央[ZhongYang]指示迅速展开工作[GongZuo]。这一时期，我定期向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汇报新区工作[GongZuo]情况，同时收到他的指示，我们[WoMen]来往的电报和信件在中央[ZhongYang]档案馆能够看到。

　　建国后的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央[ZhongYang]局撤销，我调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与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一起开会、谈话就很经常了。有时还到他的家里谈工作[GongZuo]，共同研究讨论问题，可以争论。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对人诚恳热情，在他那里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很随便，不用拘束。也有人‘怕’他，这是因为他提问题、批评错误十分尖锐，不留情面。”

　　李老说：“我认为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很突出的品质表现在政治上毫不含糊，原则性极强，敢讲话，宁可被打倒也要讲，坚持立场不动摇。‘文革’初期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在1966年6月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会上为我承担北京新市委派工作[GongZuo]组问题的责任。在这次会上，两位党的领袖为派工作[GongZuo]组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WoMen]在场的人谁都不敢吭声，感到惊心动魄，同时也为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担心。可是他完全不顾自己，以‘一个共产党员能上能下’的大无畏勇气和忠于人民、忠于党的赤诚的高尚品质为党和人民‘呐喊’。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站在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身边，我们[WoMen]此时的心情不言而喻。此后不久，我奉中央[ZhongYang]之命陪他到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并参加造反派的批判会，回答他们[TaMen]的质问。至此成了我与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的最后永别！痛哉！悲哉！”

　　李老曾经感慨地说：“我们[WoMen]党的主要负责同志[TongZhi]，包括各中央[ZhongYang]局第一书记都曾经是毛主席的紧密追随者，在他的领导下，无论我们[WoMen]执行的路线正确还是错误，对党所犯的错误我们[WoMen]这些负责同志[TongZhi]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中为什么要把党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我至今想不通（我是1971年被打倒的，党的十大被‘永远开除出党’）。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诞辰100周年时，中央[ZhongYang]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来访，我向他们[TaMen]谈了一些了解的事情。在怀念少奇[ShaoQi]同志[TongZhi]的同时，我倍感拨乱反正的必要，要让我们[WoMen]党和国家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警示后人，永不再现！”

　　李老还经常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周总理。他说：“建国之前我们[WoMen]不在一起工作[GongZuo]，那时我们[WoMen]见面的机会不多。建国后，特别是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第一次大区撤销，我调中央[ZhongYang]任副秘书长，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很多了。在党的八大上我被选为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几乎天天有会，总理也参加，但他责权分明，主要抓国务院的工作[GongZuo]，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主要是小平[XiaoPing]同志[TongZhi]负总责。1959年11月，由总理作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文革’时期可以说总理是我的直接领导，工作[GongZuo]来往更加频繁，很多问题要向他请示汇报，有的问题他还要亲自去处理。我的回忆录下卷《“文革”十年》中记述了不少。周总理的伟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忠诚地为我们[WoMen]党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老谈到刘伯承元帅时说：“刘伯承同志[TongZhi]在太行山的领导人里是年龄较大的，为人厚道，处事稳重。我们[WoMen]都把他当作师长，大家有问题愿意找他商议，听取他的意见。刘伯承同志[TongZhi]负责作战指挥；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案实施与否的最后决心是小平[XiaoPing]同志[TongZhi]下，李达参谋长具体部署。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我们[WoMen]的关系非常好。记得在转战大别山时，为吸引国民党重兵的战略意图，在大别山这块新区站住脚，刘、邓各带一部实行暂时的战略转移。小平[XiaoPing]同志[TongZhi]带大部分主力部队，刘伯承同志[TongZhi]带领司、政、后、中原局机关和一小部分部队与敌人周旋于大别山区。一次我们[WoMen]被敌人包围，刘伯承同志[TongZhi]率领我们[WoMen]突围，由于事发紧急，人员杂乱，加上天黑大雾，很容易出问题，给行动造成不小的困难。果然我们[WoMen]中原局机关在天亮前和刘伯承同志[TongZhi]的部队跑散了，当他发现后速令部队寻找。当时敌人就在周围，情况很危险，但他坚决与其他人员冒着极大风险原地不动，直至部队把我们[WoMen]找到会合后他才放下心来。我们[WoMen]见面时都很激动，据说刘伯承同志[TongZhi]当时都掉了泪。刘伯承同志[TongZhi]说：丢了中原局机关，丢了李雪峰（中原局副书记、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TongZhi]（二野政治部主任、中原局常委），我怎么向中央[ZhongYang]交代！所以说我们[WoMen]的友谊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