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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大副委员长忆第一代领导人:彭总应大书特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4)
最后的嘱托
李老晚年时,特别是最后住院的几年里,常对我说:“我常常睡不着觉,想起很多事。想起故去的老领导、老战友和老同事们,惦念着他们[TaMen]的遗属。”大约是在1998年底的一天,他向我交代:你代表我和翟英同志[TongZhi]去看望一下老同志[TongZhi]们遗属,有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同志[TongZhi]、李达将军的夫人张乃一同志[TongZhi]、黄镇将军的夫人朱霖同志[TongZhi]。李老嘱咐我向她们转达问候,告诉她们我已91岁,年老多病行动困难,翟英同志[TongZhi]患癌症住进医院治疗,我们[WoMen]都不能亲往了,只好派秘书带去我的回忆录《太行十年》,以此来表达我们[WoMen]和已故老战友们的亲密友情以及对他们[TaMen]深深的思念。我遵嘱一一看望了她们,她们十分感谢李老和翟英同志[TongZhi]的心意,都说很惦记雪峰同志[TongZhi]和翟英同志[TongZhi],特别提到雪峰同志[TongZhi]在太行山是有很大贡献的,小平[XiaoPing]同志[TongZhi]曾多次讲过他是有功的。她们对雪峰同志[TongZhi]晚年的境遇感到有所不平,对他能为党顾全大局的心胸表示敬佩。李老还特意派我代表他们[TaMen]看望已重病住院的老同志[TongZhi]刘子厚、杨绍增。他们[TaMen]的神志都不清了,只有把李老的心意转达给他们[TaMen]的家属。我办完这些事后都一一报告给李老。他听后说,这算是了去了一档子心事。同时,他再次感叹自己不能亲自去见一见这些老人了!此外,李老让我与本地、外地的一些老同志[TongZhi]联系,向他们[TaMen]要夫妇两人的照片。照片陆陆续续地寄来,我将它们装入小像册供他随时翻看。李老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他与有些老同志[TongZhi]很难再见上一面了。他说:“我们[WoMen]都老了,年轻一点的也有80多岁,我走不动,他们[TaMen]也不那么方便。他们[TaMen]寄来的像片我还可以常常看一看,就如同见面了。”
令人遗憾的是,李老所交代的事情不是件件都办成了。他能够理解,因为条件所限有一定困难,所以从来没有为难过我,这使我很感动。对于那些没有办完的事,李老是这样嘱咐我的:你如有机会联系到彭老总的亲属请转达我的问候,告诉她,我与彭总共事时关系很好,他尊重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很受感动,他死得冤枉。
李老说:杨勇同志[TongZhi]去世前可能对我有误解,有机会要转告他夫人,“文革”期间杨勇同志[TongZhi]在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住院治病,他要出院时打电话来要见我,我带着秘书赶到医院,正巧在上楼时遇见了一个熟人,顺便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待我再到杨勇同志[TongZhi]病房时,他已出院了。杨勇同志[TongZhi]那时可能有话要对我讲,没有见到我,对我有了意见。“文革”前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我是第一政委,我们[WoMen]搭档了好几年,关系一直是好的,在他生前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解释,是个遗憾!
陈毅是李老经常提到的,他说:有机会应该告诉陈老总的子女们,我和陈毅同志[TongZhi]有很好的友谊关系,我们[WoMen]在中原时就很熟悉。“文革”时我们[WoMen]接触得更多,我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佩服他的勇气。我喜欢他的那首“大雪压青松”的诗,他的性格就是那样。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一些,遗憾的是我没能联系到这些已故老同志[TongZhi]的亲属,因此也就没有把李老的心愿传达到,实属无奈,只有等机会了。
寄托哀思的话
李老是在1999年7月27日老伴去世当天住进协和医院的,没想到这一住就是3年零8个月。除去2001年秋回过一次家外,他老人家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李老那次回家是带着鼻饲管走的,那时他还能说话,向我交代他要找一些东西带回医院,主要是老像册和书。他到家后走遍每一个房间,环顾每一件东西。他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像往常一样坐在熟悉的书桌前,坐在他熟悉的沙发上,直到坐累了躺到自己的床上休息。那天从早上到下午,他就是迟迟不愿离去,谁要是催他回医院,他就发火。此刻他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了,他多么想再停一会儿呀!回到医院后,他经常提起回家的事,看得出这是他最大的心愿。我们[WoMen]大家都承诺等他的病好一些一定再回家,我们[WoMen]也做了一些准备。但他的病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家再也没有机会履行这个“承诺”了。
自从李老住院后,我几乎每天去医院陪他。在他能讲话时我陪他聊天,题目不定,内容广泛;在他不能讲话时(气管切开后),我坐在他身旁用心来理解他的“话”。那时李老见到我都会有话要“说”。他眼睛望着我,嘴在不停地动着,肯定是在“说着”什么,或者像以往一样向我交代着什么,但我已永远听不到他熟悉的声音了,明白不了是什么意思。为了不使李老着急难过,我不时地点点头。他“说”一会儿,似乎明白了我听不到他的话,无奈地闭上眼睛。每当这时我都在他的耳边大声说:“我明白了,知道了。您别想太多的事,安心养病,病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李老听后,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我理解,点头是同意我说的前一句话,摇头是不同意我说的后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李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无论我说什么,老人家都是摇头了。
李老一生的革命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亲身经历了共和国许多重大事件,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很多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他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我党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从20世纪30年代初做白区党的工作[GongZuo],曾任山西互济会负责人,中共山西工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初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抗战前夕任直中特委书记、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长;抗战期间任冀豫晋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太行区党委书记、太行军区政委,晋冀鲁豫中央[ZhongYang]局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二野十纵政委,中共中央[ZhongYang]中原局第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ZhongYang]华中局常委、组织部部长;解放初期任中南局第二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调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历任中共中央[ZhongYang]副秘书长、中央[ZhongYang]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ZhongYang]工业交通工作[GongZuo]部部长、中共中央[ZhongYang]工业工作[GongZuo]部部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ZhongYang]委员、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书记;1960年任中共中央[ZhongYang]华北局第一书记,后任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候补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共和国厚重的历史篇章中,李老作为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了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历了“文革”动乱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巨变。李老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有些又不便说,我作为多年在他身边工作[GongZuo]的人员也不便多问,就这样直到他不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