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对外[DuiWai]引进[YinJin]高潮的比较

　　国际国内背景的巨大变化，是三次引进[YinJin]的指导思想、对象、手段、规模有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

　　“156项”提出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不断扩大，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ZhongGuo]共产党自然要向其寻求支援。1949年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河北西柏坡会谈，刘少奇说：“如果没有苏联[SuLian]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ZhongGuo]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说：“为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能从苏联[SuLian]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些援助。我们需要总数为3亿美元[MeiYuan]的3年期（1949～1951年）贷款，每年本息为1亿美元[MeiYuan]。我们希望贷款中包括部分设备[SheBei]、石油、其它物品及维持人民币坚挺所需的银子。”朝鲜战争的爆发，也迫使中国[ZhongGuo]更加坚定地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最终形成了依靠苏联[SuLian]援助，兼顾自力更生，以学习苏联[SuLian]为主的对外[DuiWai]引进[YinJin]指导思想。苏联[SuLian]1920～19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道路和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中国[ZhongGuo]的榜样。1955年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明确指出：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SuLian]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156个单位由苏联[SuLian]帮助设计并供应成套设备[SheBei]，这对于保证完成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0、426页。）。

　　在争取苏联[SuLian]援助的同时，中国[ZhongGuo]领导人也注意到要自力更生。毛泽东早在西柏坡会谈时就着重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自力更生。假使苏联[SuLian]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注：（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下）（1949年01—02月）》，《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1950年1月，他又在苏联[SuLian]指示国内：“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只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ZhongGuo]才不得不因为战争需求而增加了向苏联[SuLian]贷款。即使这样，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来自国外贷款仅为36.35亿元，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7％（注：《当代中国[ZhongGuo]财政》（上），中国[ZhongGuo]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0页。）。

　　通过“156项”引进[YinJin]，中国[ZhongGuo]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首先，成套苏联[SuLian]项目[XiangMu]的引进[YinJin]，为中国[ZhongGuo]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和设施。实行与苏联[SuLian]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这种引进[YinJin]建设互相接轨，效率高，周期短。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其次，在引进[YinJin]成套设备[SheBei]的同时也引进[YinJin]了设计和工艺等新技术。如机械工业4000多项新产品中，有2/3以上是以苏联[SuLian]图纸仿制发展起来的（注：王章豹：《中国[ZhongGuo]机械工业技术引进[YinJin]50年》，《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1期。）。最后，1949～1960年苏联[SuLian]先后派来专家达18000多人，其中1954～1958年的“156项”主要建设时期占60％以上（注：各种数字说法不一，此据沈志华：《苏联[SuLian]专家在中国[ZhongGuo]（1948～1960）》，中国[ZhongGuo]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408页。），为中国[ZhongGuo]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ZhongGuo]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引进[YinJin]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过于强调把引进[YinJin]重点放在建设施工和投产上，一度有盲目学习苏联[SuLian]、忽视本国制造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倾向，淡化了本国持续开发的力量培育；有些引进[YinJin]设计项目[XiangMu]如三门峡水利枢纽脱离了中国[ZhongGuo]的国情而没有成功；引进[YinJin]专业分工过细，如模仿苏联[SuLian]建立许多大而全、产品单一的军工企业。从引进[YinJin]方式来说，这种依靠苏联[SuLian]支援的大规模引进[YinJin]，是非正常状态的，必然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动荡，并没有使我们得到正常的国际贸易经验和接轨格局。因此，在1960年初苏联[SuLian]突然终止援助时，有些措手不及，许多引进[YinJin]建设项目[XiangMu]下马。中国[ZhongGuo]不得不重新探索自己的对外[DuiWai]贸易道路。

　　“43方案”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是：中美关系出现缓和，中国[ZhongGuo]加入联合国，但是美国、苏联[SuLian]对中国[ZhongGuo]的军事包围仍然存在，中国[ZhongGuo]国内继续强调备战。另一方面，中国[ZhongGuo]国内虽然通过批判林彪集团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但“文革”路线仍然在继续，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打开一个缺口，恢复扩大对外[DuiWai]经济交往。这种战略决策是离不开毛泽东的。1972年，毛泽东在南方听到一位服务员抱怨买不到凭本定量供应的化纤布，表示为什么不多搞一些生产。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看似细小的表态，要求国家计委准备对外[DuiWai]引进[YinJin]化纤生产设备[SheBei]。2月，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注：“打乒乓球”，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而开始的“乒乓外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595页。）他借这次谈话批评了闭关自守的错误，准备开拓对外[DuiWai]经济工作。周恩来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这一决策，形成了利用引进[YinJin]解决国内经济建设和生活需要、进一步打破西方经济壁垒的指导思想。

　　通过这次引进[YinJin]，大致上形成了新的对外[DuiWai]贸易格局，正如陈云所指出的：“过去我们的对外[DuiWai]贸易是75％面向苏联[SuLian]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SuLian]、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在“43方案”中提出了引进[YinJin]设备[SheBei]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的原则，指出“沿海工业基础较好，可以使进口设备[SheBei]尽快投产，尽快仿制”，“沿海工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对促进内地建设是有利的”（注：《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增加设备[SheBei]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转引自陈东林：《70年代前期的中国[ZhongGuo]第二次对外[DuiWai]引进[YinJin]高潮》，《中央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借此，对1960年代末期形成的片面强调三线建设和备战的战略布局进行了调整。更为宝贵的是，周恩来产生了利用外资的认识。1973年6月，他会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们引进[YinJin]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注：《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645页。）。10月，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又重提：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材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30、631页。）。由于“文革”的环境，周恩来的这一宝贵认识只能埋于心中。

　　“43方案”是在和极左势力的斗争中推行的。1974年2月，江青指责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ZhongGuo]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引进[YinJin]这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6月，王洪文又在来信上批示，污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破坏下，引进[YinJin]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XiangMu]被迫中断。1976年3～6月，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四人帮”乘机大肆攻击“43方案”。张春桥说，“大项目[XiangMu]进口多了，挤在一起”，“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华国锋反驳说：“进口大项目[XiangMu]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不对，不能批过了头。”张跳起来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江青索性破口大骂：“真是洋奴、买办、汉奸！”姚文元立即附和：“中国[ZhongGuo]劳动人民的果实，部分送给了外国资本家。”（注：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文件，1976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