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取代论”，就是我们[WoMen]比他们更好，“北京共识”只是把这个话提出来了。北京共识的作者是更担忧美国的情况，他只是告诉美国人还有另外的模式，他并不认同中国[ZhongGuo]模式论。

　　这是个危险命题，是因为他们拒绝和对抗世界文明，我才出来讲话。我从来就是中国[ZhongGuo]土生土长，我也很喜欢中国[ZhongGuo]传统文化。

　　问题[WenTi]出现在中国[ZhongGuo]强大、经济发展了以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兴起，有人包装出一个[YiGe]“中国[ZhongGuo]模式论”，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人物周刊：你在剑桥大学的导师Peter Nolan是一个[YiGe]左派的经济学家，你们之间争论大么？

　　秦晓：我和他有一些争论，比如苏联解体原因上，我认为一个[YiGe]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列宁提出来的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解体了，就没有[MeiYou]了民族认同。本来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都是独立的国家[GuoJia]，列宁提出了苏维埃社会[SheHui]主义共和国，一个[YiGe]更宏大的理想，在这个认识上塑造了新的民族认同。苏联解体时，找不到新的民族认同点，也不容易找。

　　我很关注国家[GuoJia]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如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哗解散了，这对中国[ZhongGuo]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

　　现在必须重新建立民族认同。PeterNolan说前苏联是先解体，后民族分裂，我就说你反了，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自己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这六十多年？

　　秦晓：我们[WoMen]亲历参与了这些变化，社会[SheHui]还在往前走，尽管有很多问题[WenTi]，而且在认识上有很多争议。

　　我个人的思想经历了3个变化：首先是从盲目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转向崇尚科学精神、关注现实社会[SheHui]问题[WenTi]。这个理想主义是意识形态包装出来的东西，不是像美国梦这种理想主义。我们[WoMen]当时对毛主席盲目崇拜，对共产主义和祖国前景非常乐观。到后来有了科学精神，开始理性地思考。

　　第二是从把对国家[GuoJia]民族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价值和使命转向对每个人自由[ZiYou]和权利的尊重和追求。最早把国家[GuoJia]作为最高目标，在道德上也设置了道德高地，扭曲了现代社会[SheHui]原本的理念，去压制个人自由[ZiYou]和权利，把“富国强兵”当作唯一目标，我个人也经历了这个阶段。

　　第三是在经济上，从相信新权威主义，通产省模式、东亚模式转向更相信有限的政府，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企业家的精神。

　　人物周刊：你到今天还有什么是深信不疑的？

　　秦晓：真善美和终极关怀，这是人类共有的，我不赞成用阶级属性解构。

　　“我愿意做一个[YiGe]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们[WoMen]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WenTi]。为什么我们[WoMen]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担心社会[SheHui]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