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是1965年4月9日病逝的，这就是说，在姚动笔之时，柯已离开人间，柯又怎么会支持“评海罢”呢？有人说，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那时柯已在广州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到成都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柯怎能给姚文元以支持呢？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自柯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自1964年7月养病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为了印证钱部长的说法，我请友人排了个时间表：柯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做肺癌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开始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3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9月18日柯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至于这段时间有没有热线联系，金平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材料：据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绝无这方面的联系。读毕金文，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又请教了这位机要秘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确实没有。”再据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后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的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市委×××和×××主持下写出来的”，没有提到柯庆施。还有位领导同志讲得更具体，说姚文中的某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我等当时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据上面提到的那位协助姚查史料的历史教师讲，他曾在姚的带领下去市委参加“评海罢”一文的第一次讨论，在场的有三位市领导，没有柯庆施。

　　由此可见，柯支持“评海罢”一说，纯属以讹传讹。不过，这里有一个难点，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评海罢”时，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己说的总不会假吧？未必。金文在剖析江青心态时，指出：江青是“把柯拉来撑自己的腰”。这是有道理的。柯是在建党前入团，建党几个月后转党的，这一资历是够得上让江青拉来壮壮声势的。不过，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在分析江的心态时，请注意江青讲话的时间。时间是：1967年4月。也就是说，原来支持、主持“评海罢”的上海市的领导这时都已经被打倒了。江青总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领导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吧！柯庆施已盖棺定论了，柯庆施已经不能说话了，江青抬出“‘无’口难辩”的柯庆施，谁还不听她的？谁还不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说八道，我们不能胡说八道。年轻人可以被江青懵住，过来人不应当被江青懵住，参加过柯庆施追悼会的老人更不应当被江青懵住。我没有参加柯老的追悼会，可我记得，在北京参加吊唁的有5万人，参加公祭的有1．3万人，在上海参加柯老追悼会的也有万把人。再请读者留心一下江青在说柯支持她时，还有一句：姚的“评海罢”炮制了“七八个月”。姚的“评海罢”发表于1965年11月，11月之前的七八个月是什么时间呢？算得出来嘛！

　　——本文写出初稿后，在《百年潮》（2003年第4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姚文元“评海罢”，“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如果不是作者笔误，那就是在向历史真面目上迈进了一步，只是不该再讲有柯在背后。继而，又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上读到陈铁健的文章，讲到他1978年12月为编写国史与郑惠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很清楚，陈在文中列举的名单中无“柯庆施”三个字。是的，只要能“一目”这些至今都应该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会议记录，则能“了然”与柯无关了。

　　柯庆施“左”吗？

　　不少文章讲到柯庆施“左”，“整人”。我认为这没有冤枉柯庆施同志。柯庆施确实“左”。不“左”，1957年怎么会在上海整出1万5千多“右派分子”来？不“左”，1959年以后怎么会反出那么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关于柯的“左”，我手头还有不少冯锡刚的文章所没有写到的材料。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首先访问的是一位我所尊重的“大右派”，他对柯有意见，他讲了许多柯的“左”的表现。

　　不过，要衡量“左”的程度，总要有点量化，总要作些比较。就拿反右派斗争来说，那是“文革”前最“左”的政治运动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绪激发了出来。柯呢？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