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45年后他颇为诧异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上述几例，足以告诉我们：柯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左”中有不“左”。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也许还有人说，几个事例并不能充分说明柯庆施在“反右”中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受到冯锡刚等许多人所批评的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1957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1958年。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那时很多省市都在开党代会，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上海开展过反右倾。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记载：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2225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289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约365万人。在这个数字面前该如何解释呢？是“左”还是右呢？鉴于左右为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来论人了，值得考虑。

　　何来“以柯代周”？

　　冯文说柯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在1958年1月16日的南宁会议上曾被毛泽东用来将周恩来的军。冯文写道：毛“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毛泽东一度想以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总理的职务”。冯文讲的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说，长期以来，是强加给柯庆施“反总理”罪名的“重要依据”。舆论上出了个“以柯代周”，柯的政治声誉自然不好。

　　对南宁会议上的情况，我没看过记录，照理没有发言权。如果毛确实这样说了，那是毛当时忘记了一桩不可能忘记、忽略了一桩不应当忽略的发生在20天前的事实，由柯做报告的这次中共上海市党代会，自始至终都在接受着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专程来沪，在195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上海党代会上作《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室副主任杨谷方同志回忆：12月22日，柯庆施陪同周恩来视察上海西郊的黎明农业社的温室养殖蘑菇和陶家桥养猪场、牛奶棚，看望长浜浪小学的师生。中午二人没顾上吃饭，又一起到曙光农业社同下乡锻炼的40多位大学生座谈。12月25日，柯在党代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周也莅临了这天的大会。柯的报告不仅在会议开幕时呈送在上海的周总理审阅，早在开会前数日已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上海市长陈毅，三位都认真作了修改。胡乔木还在这份报告中就阶级矛盾问题加了一大段内容。柯庆施怎么会像冯文所讲的那样，不把总理放在眼里呢？关于周恩来与柯庆施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工作上的默契，鲜为人知。可能的话，我打算另写文章。这里只讲一个细节。那就是冯文指责柯庆施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的，“是柯庆施高于其他地方官员之所在”。冯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柯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应该讲什么？有十多个省专讲反右，而柯没讲。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内容是反反冒进。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而柯一贯十分尊重周总理，所以他坚持不谈经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当时随柯到会的几位老人说：柯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高！这确实是柯“高于其他……”之处。冯文批评柯文中有“热昏的胡话”，冯没有说错。可是如果做点比较研究，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结论就两样了。难怪在柯老去世后，周恩来对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说：“现在缺少这么一位像柯老这样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是的，直到6个中央局撤销，华东局都是“秘书长挂帅”，没任命第一书记。

　　冯文还提出，“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即为《乘风破浪》，并非偶然的巧合”，似乎也是“毛泽东的安排”。对不起！请冯先生看一下在当时中央的通知中，其大名被毛泽东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的吴冷西（必须提前在这里说清楚，毛把吴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断无以吴代周、以吴压刘之意）是怎么说的。吴写道：“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显然，可以从吴的回忆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不能简单地依名单次序论高低，过去的“名单学”没那么严格。第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安排，而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安排。周恩来批准中共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称赞《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党中央对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毛用柯的《乘》文将了周的军，那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无关，更与柯本人无关，怎么能由柯来承担责任呢？这使我想到在楚青所撰《慰英灵》一书中看到的一个故事：1952年聂荣臻任代总长时，看毛主席太忙，减少了向毛送材料。毛批评说：“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副总长粟裕听了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便向毛作了书面检讨。不料毛在粟的检讨上作了批示，并把聂、粟作了对比。1958年军委批粟时，竟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告阴状”。实在是冤枉了粟裕大将。《乘》文之命运有点类似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