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松动一下思维定势。“柯左论”已有20多年历史了，似乎已成定论。定论容易使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妨碍思维的灵活性，造成思维的刻板性。尽管思维定势人皆有之，还是尽量减少点好。建议改变一下思维角度，来一点知识的迁移，把评价、把结论放在后边。讨论和结论的关系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事物是过程，认识是过程，史学家应当把认识放在过程中展开，多听多看多想。比方说，柯与江青的关系，这也是社会上议论比较多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说：柯庆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称柯为江的“同谋”。还有文章说：江青在上海看戏，柯“场场陪同”。言过其实了！思维定势的人往往是搞加法，“走直线”。上海警卫处的老同志还记得是有领导陪江青看过戏的，但不是柯，哪儿来的“柯庆施场场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剧场看戏，我也混进去看过两场，都没见到柯的影子。1978年科学大会时，我到西单北京市二轻局探望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同志。余叔对我说：“我和大于（指柯的夫人于文兰）对江青是得躲且躲，参加追悼会都不希望被江青看见。”她说了一个常识性的事：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个特大“麻烦”，对待她只能是“敬”而远之。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万不可“抓住一点”，当作定论，“不及其余”。再比方说，冯文把林彪参加柯的追悼会，也拿出来作“柯为林类”的文章，这里散发着呛人的作文章的气味。问题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参加柯的追悼会，在上海的中央副主席应该怎样，还用问吗？如果没有先入为主，就会把林的到来视为正常。何况那时的林并没有“仓皇出逃”！当然，有了“林彪、江青一类”的思维定势，越看柯庆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最近我检索到这样一份材料，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当口，有人批评实际上已在积极反右的浙江领导人右倾。这时柯庆施去作了次报告，说：“整个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县委、区委、乡委，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来工作的，都是有进步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当中有缺点，那就改。不能老是说这个人右倾那个人左倾的。我看，缺点谁都有，偏差也谁都有，是不是都成为倾向呢？客观事物是随着空间、时间运动着的，前进着的，形势的发展有时是估计不到的，脱离形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还要说人家右倾，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现在的岔子，就找过去的岔子，还要讲什么‘倾’。同志们，倾向没有那么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啊！我不知柯老的这番话是在针对今人对他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呢，还是在给我们的一些党史专家上课？

　　第五，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汉奸周佛海，诬柯为“毛泽东的忠实走狗”，说什么“柯庆施拍马屁能够乘风破浪”。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自愿卷进这场争论，是因为看到冯文的最后一节，说了“历史耻辱柱”，说了“林彪、江青一类”，还挖苦了我们自幼就崇敬的董必武对柯的挽诗，认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太不近情理了！冯文还莫名其妙地重提柯老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的旧事。柯老被打成特务，这本来是康生等人的陷害，杨尚昆有过回忆，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过回忆，李葆华有过回忆，韩光有过回忆。几位都说当时是对柯突然袭击。斗柯时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被捕过？你同特务是不是有关系？”当时听的人都觉得寒心。刘英说：“难道被捕才是会革命吗？没被捕是隐蔽得好嘛！”几位老人回忆说：面对残酷斗争，长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么话也不说。柯的新婚夫人受不了这种无端的打击，投井自杀了。“抢救小组”找不到柯的夫人，就质问柯：“你把特务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半年后，当时的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对柯说：“把你搞错了。”毛泽东并且亲笔修改了对柯的结论，加了两句，说柯“守纪律，有成绩”。——俱往矣！从1943年到2003年，整整60年过去了，我们怎能再用类似“为什么没有被捕过”的语境来批柯呢？

　　第六，要运用生产力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党政工作的标准是生产力。在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市委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高起点地有步骤地规划上海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单是从1959年5月到1960年3月这10个月当中，柯就连续发表了三篇阐述生产力的文章：1959年5月的《不断提高生产率》，11月的《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1960年3月的《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密度之大，令人瞩目。第三篇文章中，他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接着，上海建成了嘉定科学城、闵行工业区、宝山一条街。上海的财税占全国的五、六分之一。中国的第一个“世界第一”——双水内冷发电机诞生于上海。

　　上海对“两弹一箭”的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从无到有建立起相关产业。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聂荣臻、柯庆施领导下，首先在上海发射的。在上海刚开始研制地空导弹时，有人认为经济力量不够，提出要下马。柯老说“就是穷得当裤子也要搞成导弹”，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终于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及时装备军队。上海市委为原子弹关键技术的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力量，攻克难关，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成功爆炸。

　　上海在柯庆施领导下的十年期间，经历过连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同时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严重威胁。当时的建设事业毫无外资引进可言，只有重重的内忧外患。就在这样困苦严峻的历史时期，处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却取得十年翻一番的惊人业绩！在史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当时全国提出“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虚语。有人曾用柯老发表的《全国一盘棋》一文，影射柯把手伸向全国。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对全国“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一种答谢呀！看过《全国一盘棋》，便会知道柯庆施提倡的是全局观念，他反对地方主义，反对狭隘思维。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万名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动情地说过一句话：“上海的水门汀地上长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离不开全国的支援。”柯庆施主政时期上海对大西北乃至对全国的支援有口皆碑。陈毅、柯庆施是真心实意打“中华牌”的。

　　上海的发展成就是辉煌的，这是全体上海人民和党员、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取得的。我记得邓小平的一段话。在1958年无端批判刘伯承时，林彪对邓说：二野主要是你（邓小平）起作用。邓小平立即顶了林，说：政委与司令员不合作，是打不好仗的。“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ABC永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