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死人事实并未及时向市委汇报

　　有人抢粮了。

　　1960年1月，重庆市长寿县公安局接到下洞生产队一户农民的报案，他们家约20斤口粮在夜晚被不明身份的人抢走。局长李在明对此非常重视，带了治安股长和刑警队长亲自赶往现场。

　　“那时20斤粮是要命的事，机关干部每月才供应19斤粮。老百姓平均每天最多也就三两粮，农民把观音土晒干了，就吃这个。这东西吃了之后大便拉不出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51年后，79周岁的李在明在长寿家中向记者回忆起此事，仍忍不住唏嘘。

　　到了现场，李在明注意到，报案者阶级成分为中农，家庭非常贫困，泥巴与木板糊成的房屋破烂不堪，床上没有被褥，仅有几张烂油纸盖，院子里席子上晒着观音土。在回答李在明的提问时，这对40余岁的夫妇显得非常不自然。

　　“你们家几口人？”他问。得到的回答是：五口，还有三个娃娃。娃娃都去亲戚家了。

　　“他的亲戚怎么会给他养三个娃？”面对因饥饿而脸部严重浮肿的农民夫妇，李在明内心产生了怀疑。饥饿此时是长寿县最普遍的现象，浮肿的不仅是农民。“我也浮肿，跑都跑不动，县委书记纪俊仪也浮肿。吃个糠丸———主要是现在用来喂猪的糠做的，那时要县里批准，当治浮肿病的药吃。”李在明说。

　　李在明要这对夫妇带他们去亲戚家核实情况。他俩的眼泪就下来了，道出实情：孩子没有送去亲戚家，而是饿死了两个。尸体就扔在他家附近，一个准备安插电线杆的一米左右的土坑中，上面简单盖了点薄土。

　　根本没有人抢粮食，这对农民夫妇是报假警。为什么隐瞒孩子死去的事实？“饿死人了，他们也怕……另外，这样他们可以多领两个人的口粮。”李在明说，他很清楚，这是贯彻错误方针导致的结果，内心很不是滋味。他又去了数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去看了看，发现那里也死了五六个人。

　　他立即向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做了汇报。纪俊仪是李在明的入党介绍人，两人都是山东过来的南下干部。

　　“纪俊仪的原话是：你谈的是真的么？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这么大个事，我敢讲假话么？他说：如果确实如此，那我这个县委书记该杀头。老百姓饿死，我都不晓得。他很紧张也很自责，说马上下去看看，向市委汇报要粮。”李在明特别强调，纪俊仪当时不是一般的沉痛。

　　据孙建人文章，这一天是1960年1月19日，纪俊仪刚刚知道自己领导的长寿县出现饿死人现象：“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1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有9万多人。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196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每个的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在纪俊仪1988年对长寿县党史研究办的口述（傅道全整理）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说法：“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

　　面对大批人饿死的事实，纪俊仪并没有马上向市委汇报。孙建人文章称，在当时“左”的氛围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

　　按纪俊仪的口述，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做了长寿饿死人的汇报，此时距李在明告知死人消息已近十天。而重庆市领导同样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也就是1月29日。“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