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秋即开始饿死人”

　　“如果重庆不支援粮食给长寿，长寿还要多死人。我们发现得早，我们也没有隐瞒这个事情，在长寿，死人这个阶段，长寿县委的我、牟克波、荣春萱、刘克瑞经常下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长寿损失还是有，今天说，还比较大，但是比较起来在重庆市算好的。”纪俊仪在1988年的口述中这样说。

　　纪俊仪没有隐瞒灾情么？他是1960年1月才刚刚知道长寿饿死人的消息么？

　　1955至1961年任长寿县委秘书处秘书（相当于现在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郑德芳说，他在1959年秋天就知道饿死人的事实，在他的老家———长寿县渡舟公社凡安桥生产队。

　　“大概9、10月份的样子，那时二季稻还在地里长起，没有收割。一天下午，纪俊仪和我说，去乡下看看。”郑德芳回忆，他们还没到凡安桥，因看见一头牛在二季稻田里吃谷子，纪俊仪就让车子停下来牵牛。这时凡安桥的一个老太太拄个棒棒，拿个破钵走了过来。“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刘家壪的大食堂要稀饭吃———那时哪里有干饭吃，能吃上稀饭就不错了。凡安桥的大食堂早就断炊了，她说冉炳林家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纪俊仪听了就很恼火，他说荣春萱（县委副书记，也是山东南下干部）在这边大食堂驻点，怎么没听反映这个情况。他回去打电话问问。我们这才发现下面死人了。但之后纪俊仪和荣春萱怎么说的，我就不知道了。”

　　郑德芳的记忆表明，长寿县早在1959年初秋即已饿死人，而纪俊仪对此知情。“我记得是这样的。和纪俊仪不一致的地方，以他说的为准。”作为纪俊仪的老部下，郑德芳无意冒犯他。

　　而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显示，在1960年1月之前，长寿县并未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情况。

　　虽然爱人和孩子在农村，但1959年一整年，郑德芳很少回家，除了“回去没吃饭的地方”，还因为“工作多”。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是个需要大庆特庆的日子。“每个县都要写文章，寄给毛主席，‘一县一文’。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长寿县就落在我头上了。”郑德芳说，他写的文章《高山出平湖，灾年变丰年》，刊发在重庆《人民公社好》杂志上。

　　灾年其实并没有变成丰年。但媒体上每天都是利好消息，甚至于在1960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重庆日报》也几乎没有一篇关于饿死人的报道。

　　1959年是大跃进的第二年，长寿遭遇了一场天灾。据《长寿县民政志》，长寿经常出现伏旱，干旱天数常达50日左右，而1959年7月4日至9月13日，连晴高温72天———也就是比普通旱年多旱了约二十天。饥荒开始在这里蔓延。

　　“为啥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炼钢铁，好劳力都去炼钢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农田没人搞，红薯都烂在地里。1958年没产多少粮，1959年又天旱，加上四川省领导又充漂亮，收购‘过头粮’（即公粮收购过多）。”郑德芳说。

　　长寿县真的没隐瞒死亡人数？

　　虽然减产，但包括长寿在内，各县市仍热衷于放高产卫星。在虚报的产量数字下，公粮的“过头”收购，使农民失去了赖以果腹的口粮。救济的不及时，加重了死亡率。据纪俊仪1988年的口述，“我们县里死两万多，涪陵（县）死二十几万，丰都死15万，垫江死15万，江北（区）死17万。”1960年前后在长寿县委秘书处工作的王兴华则估计，涪陵县饿死人最多，有20万，长寿虽少也有5万。郑德芳的估计更多些：5万都不止。

　　据《长寿县志》，该县1958年至1961死亡人数分别为19661人、23573人、21030人、15306人，而1955-1957年死亡人数仅为4897、6250、6061人。大跃进期间每年死亡人数较此前高出1万到2万人。不过，官方人口统计也未必精准。曾任长寿县公安局局长李在明说，1960年，长寿县公安局做户籍人口统计时，有意将人口数“多加了一些”。

　　1960年，长寿县是否如纪俊仪所说没有隐瞒死亡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