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荣说，“1960年过年那天晚上，我、妻子和大儿子三个人，只有三两米，第二天就没吃的了。”这一年，沙坪寺村死了60人，黄坡村死了77人。

　　张长寿说，黄坡是双龙死人最多的村子，1960年下半年，他被派去驻村十余天，改造这个“生产搞不好的后进队”。“我去的时候断粮，断了三两天，政府不拨，我也没办法，在食堂吃萝卜缨子，闹肚子好几天，没有盐，更别说油了。”

　　张长寿要把农民召来开会，教育农民：大家还是好好劳动，把粮食种出来。“那时政府的政策是，主要靠农民自己，大家共同劳动把生产搞好，度过灾年。但是起不到作用，吃的都没有，怎么劳动？大家困的困，坐的坐。”

　　张长寿驻村的时候，还有个叫张远亲（音）的50多岁农民，因为饥饿，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从镇上出去，路上就能看到尸体。”

　　对张开华和纪俊仪，张长寿的评价是“工作负责任，但还是过左，上面政策照搬，白天督促、强迫群众劳动，饿肚子也劳动，这是上面让搞的。纪俊仪也很左”。张开金的评价是：“张开华文化程度不高，态度比较生硬。纪俊仪当时也是官腔十足，‘文革’后改了一些，没那么官腔了。”王兴华的评价更正面一些：“张开华是直性子人，不怕得罪人，不管别人接不接受得了，都要说。有人说他德行不好，就是因为他脾气不好。纪俊仪也是急性子人，‘文革’批斗他时说他是暴君，其实不存在。他是不顾情面的人，批评不含糊，有啥说啥，不留一手。”

　　在重庆与长寿相关开放档案中，目力所及，记者没有发现张开华除夕夜私自开仓放粮300万斤的任何记载。仅在1960年6月24日重庆市财贸部《关于长寿县小春粮食收管用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瞒产私分严重，双龙公社召开党员大会，党员自报私分数平均每户为30斤。”这指的应该是春粮打收入库前的截留。

　　“文革”武斗时发生过开仓放粮案

　　虽然减产，但大饥荒年代，长寿乃至整个四川征购公粮的弦仍拉得很紧。在长寿县开始成千上万饿死人的时候，1960年1月16日，长寿县粮食局宣称，“（1959）全年调出省外粮食4628万斤，完成计划4568万斤的101.24%。”虽然调出很多粮食，但事实上长寿县内各粮库仍有很多存粮，1960年6月底的统计是，该县国家储粮2449万斤，公社储粮1687万斤，合计4000余万斤。粮库甚至还有糜烂粮食（11463斤），更有385万斤遭严重虫害（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01，目录3，卷号291，54-56页，188-191页）。

　　纪俊仪在1988年的口述中说，“当时，有的人怕上面晓得死了人没有面子，我就不要面子，要对人民负责。以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问我‘你的人是怎么死的？’我跟他说‘是饿死了的’。他说‘饿死人就要给粮，不给粮还要饿死人’。我说‘对，就是给粮’。”可是，一直到通常意义的“三年灾害”（1959-1961）结束后，1962年长寿仍在大面积饿死人，仅官方档案中记载就有上千人（仅1月1日到24日就死了1145人，见长寿档案馆藏档案《长寿肿病有关情况的调查汇报》）。

　　王兴华认为重庆市长寿县比涪陵几个县饿死人少的原因是：涪陵可能执行政策更左一些，而且重庆比涪陵工业条件好，物质丰富，更有条件支援县市。长寿一直是模范试点县，靠近长江，水库等建设也比其他区县好。就重庆而言，江北区死人相对多些，这和其面积大人多有关。

　　“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因为别的区县死人多，我这就死人多。”原长寿县长宋敬武说，关于开仓放粮，他只知道“文革”武斗期间，他调任重庆市任水利局副局长时，发生过一次，但具体不详。从长寿粮食局长职位卸任的张开金说，那是1969年，“也很困难，但没有1960年困难。垫江县的造反派‘反到底’和长寿的‘反到底’联合起来，打开国家粮库，一起放粮。”

　　我没有找到大饥荒年代“开仓放粮”的感人故事。至少在重庆范围内，“开仓放粮第一案”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发动的。这真是历史的复杂与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