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最初第一季度下发给长寿等五县区的粮食总量是5850万斤，而且，发放标准是每人每天2两5钱（旧称16两为1斤），这些粮食根本不能饱腹。可能还需强调的是，这些所谓的“救济粮”是作为贸易粮———即返销粮发放的，并非免费，而且价格比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还要贵一些。这一点和原长寿双龙区16营副支书兼副营长左传荣的记忆一致：“1960年上半年，没有钱是买不来粮的，一斤米8分8，非要现金。村民都去田头采折耳根（鱼腥草），拿去公社换钱来买粮食。到下半年才可以免费领救济粮。”左传荣说，当时提倡生产自救，政府救济为辅，他曾把抗美援朝回来共积攒的1000多元钱，去粮站买了三万多斤粮，分给了六个农村“兵团”。

　　记者在长寿档案馆中查到一份1960年3月13日，长寿县粮食局所作《关于当前农村生活安排情况的简要汇报》，其中透露出，自3月1日长寿县委召开电话会议贯彻市委关于农村人口每人每天平均吃半斤粮的指示后，才开始贯彻落实每人每天半斤粮的指标。

　　另外，长寿粮食局《关于1959年7月至1960年6月粮食年度统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1959年下半年，因农村缺粮而销售的粮食为735万斤，1960年上半年则为2925万斤。由此可知，上级给长寿的返销粮食指标在1959年下半年即开始，只是1960年上半年更多些，但这些粮食一直都不足以满足农民的需求。换个角度说，长寿县1960年争取的粮食，和重庆其他区县并无太大差别。

　　让长寿很多老干部不满的，不仅是纪俊仪所谓争取救济粮的数字，还有他“截住”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要粮的说法，以显示其为民请命的姿态。我采访的老干部中，的确无人知道这个事情。在纪俊仪1988年的口述中，也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可以向市里要，但我觉得不可能直接向李井泉要。”张开金说。

　　档案中提供的事实，有时反而能证明，长寿县在争取粮食问题上，不如其他区县有力。重庆市粮食局党组1959年12月3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粮食购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称：“今年农村征购后的留粮水平一般是够吃的，但由于严重旱灾影响，蔬菜多，粮食少，为适当照顾农民口粮的粗细比例，已在上年度节余指标内拿出贸易粮2250万斤，借给巴县1500万斤，綦江450万斤，南桐100万斤，北碚200万斤，调剂群众的细粮需要。但经各地安排的结果，全市尚有111万个社员（占50%），每天吃不够四两粮食。”———这个自相矛盾（一般够吃，但拨了2250万斤仍有一半人口每天不及4两粮）的报告显示，在重庆远郊5区县中，唯独长寿没有获得“救济”———这或许和长寿一直是西南农村工作试点模范县有关？或者是重庆市扣下了纪俊仪从省里争取来的4000万斤贸易粮？目前不得而知。

　　另有一件事，似乎说明纪俊仪比其他县市在贯彻收购“过头粮”上更为积极。重庆粮食局党组1960年10月21日《关于农村粮食工作队会议的情况报告》称，三县两区从今年十月到明年5月底止，平均留粮水平，以綦江县为最宽，每人每天合16。6两（旧称），长寿县最紧，每人每天6.2两（不及现在4两），仅略高于綦江的1/3。

　　1960年底至1961年初，长寿迎来另一个饿死人的高峰期。

　　“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

　　孙建人描述的“开仓放粮第一案”，最核心的细节其实发生在长寿双龙区。区委书记张开华在“4000万救济粮”发放前两天，即除夕夜，自作决定开仓放粮300万斤。

　　据双龙镇志，1959年末该地共有3642户、14076人。一夜放粮300万斤，意味着每人可以得到200余斤、每户可以得到800余斤。这当然是三年灾害期间的大事，但接受我采访的官员当时无一人知晓此事。“张开华活着的时候，没听他说过，我也不知道此事，没问过他。”原长寿县委秘书处秘书郑德芳说。

　　“国库的粮要上级批准才行，政府断断续续给各个伙食团放些粮救济，但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时任双龙区组织部长的张长寿对记者说，双龙1959年下半年开始没吃的了，1960年最恼火，种了点粮食，还要上缴国家，饿死了很多人。“没听说张开华向上面要过粮，我们天天在一起。”印象中，张开华下半年主要忙于组织生产，催（缴公）粮催款，上半年安排农民生活。

　　当时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说，如果张开华有开仓放粮，当地的粮站应该向粮食局汇报，但他不记得有这回事。

　　双龙当时下设16个营（管区），左传荣是其中16营副支书兼副营长，家住沙坪寺村。他记得1959年冬天断粮的时候，张开华喊他和村民去十里外粮库挑粮食，此时距春节大概还有一个月时间，“我们村里还没死人，有些人脚上的浮肿开始流黄水，水不像水，血不像血。流完就要死了。”这应是1959年下半年政府断断续续“救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