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重新走上中央领导核心的岗位。上任不久，他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并且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9]在他的建议下，中组部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个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并成立了技术干部局，专门管理科技干部。

　　1982年夏天，陈云同志看到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他立即给中央常委各同志写信，提议要抢救中年知识分子，今后每年需拿出十二三亿元提高他们的工资，说应该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0]

　　第二，主张党在执政后一定要防止脱离群众。

　　延安时代，我们党虽然还没有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已经掌握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陈云同志认为，党掌权和不掌权，情况很不一样。不掌权时，你要找群众；而掌权以后，群众要找你。因此，党在掌权以后，特别要防止脱离群众，党的建设主要应当围绕这个问题。他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11]他提醒大家：“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12]

　　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同志收到家乡一位老战友孩子的来信。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叮嘱这位年轻人，并要他转告自己的表弟，“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并说：“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13]

　　1954年，陈云同志在解决高饶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讲：“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14]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新组建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人请示今后纪检工作如何搞，他当即回答：“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5]1982年，东南沿海一带走私猖獗，涉及一些党员干部。他将一份情况简报批给中央常委各同志，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6]

　　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再一次就执政党党风问题向全党敲起警钟。他在发言中说：“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17]他提醒全党，对以权谋私的人如果不严厉打击，“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18]

　　以后，陈云同志又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话，强调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19]“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20]“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21]他说，在处理这类事情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