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起来人们可能会有些不理解，怎么冒出个反教条主义来呢？

　　话说白了，就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感到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了。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5个整风学习文件，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

　　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了。

　　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中有没有教条主义的东西呢？

　　实事求是地说，是有一点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正规的院校，我们的毛主席说了，你们请不请苏联顾问？反正我是要请的。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的一些条令、条例和一些教学方法是必要的。这中间有一点教条的东西也在所难免。

　　比如：

　　在学习苏联军队的作息制度方面，要求必须按“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从进入教室上课，到课结束，除了课间休息，不能有一点的松懈。

　　在考试的时候，也像苏联军队那样“三堂会审”严格把关，差一分也不能过关。

　　这些，在学员中间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这么搞，我们吃不消！”

　　“这样考下去，我们要考糊了！”

　　当时听了这些话，他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学员就是要严格要求，特别是青年学员。后来学习了中共中央的5个整风文件，刘伯承也看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教学是有害的，就要求有关部门作了改正，使之更适合我军院校的实际情况。

　　正当军事学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这涉及另外两位元帅——彭德怀和林彪。

　　这两位元帅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声名显赫的。一个以为民请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个以抢班夺权，身败名裂而遗臭万年。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作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别人更是眼含着泪。

　　刘帅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