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些人的风言风语，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一些影响。据传，有人曾经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还有人私下里议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

　　传说不足信，但人言可畏，对这些毛泽东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林彪是很善于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讲话的。当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了争论，他就在节骨眼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20世纪60年代，我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出来讲了一通毛主席的好话……

　　这次，也是他到毛泽东那里讲了一通话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话是很有几分相信的。这也是他多年来对林彪观察的结果。否则，他就不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名林彪做中央副主席了，也不会后来选他做接班人了。

　　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建国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例，刘伯承拖着病体，到怀仁堂去作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后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公开否定了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军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四大”，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全国的形势是日新月异，军队也应该有点新的气象嘛！

　　对这种形式，大多数同志是有抵触的。程世才中将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弹，但我不当炮手！这种说法自然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一个阶段，人们还是可以讲话的。不管认为教条主义有多少，都还可以鸣放。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很有点煽动性。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

　　林彪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明眼人越看越清楚，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两帅——刘伯承和叶剑英。而刘伯承又首当其冲。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了有关人士的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讲着来了兴致，不管在座的有没有刘伯承的同级或下级，对刘伯承的历史作了一番评价，哪些有功，哪些是过。且不说他老人家的评价有些本身就站不住脚，就连他讲话的场合也是不对头的。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进一步升温，后来发展到了叫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刘伯承本来是在外地养病。他接到会议的通知以后，不得不赶到北京。

　　离开南京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了预感，他一夜未眠，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红得让人感到害怕。

　　医生说：“首长，您的身体……”

　　他说：“不要再说了，上路吧！”

　　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车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眼压达到了70多。

　　来接他的同志自然不失礼貌，但元帅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他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讨。他冒着失明的危险，一字一句地写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