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等老同志来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真不知说什么好。陈毅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100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7月10日，刘伯承来到了怀仁堂。他是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的。

　　刘帅一生多次上过讲台，无论是讲军事理论，还是讲党的方针政策，他都很是自如。但今天他要在这里做违心的检讨！

　　他扶了扶眼镜，开始向军队高级干部讲自己在军事学院以来的工作。这里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评。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做违心的自我批评时会多么难受。功勋累累的刘伯承元帅，心中所受的折磨会是怎么个样子。更何况他是拖着病体，强站在讲台上的！

　　他以巨大的毅力，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检查。

　　这时台下爆发出了极其热烈的掌声。有不少同志是眼含热泪听完他的检讨的。时至今日，不少听过他检讨的同志，说起那次开会来，还记忆犹新。

　　刘伯承作检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保护一批同志，想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他的想法还是太善良。军委扩大会议的后期，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萧克、李达等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还是不能过关，非要他们承认是反党才行。说起这些来，萧克将军至今还很气愤：“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的，叫我承认反党，我绝对不能接受！”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说了几句真话，被当场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来！

　　此后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后来都受到了组织处分。萧克、李达都被撤了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志，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有的降职降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反教条主义被作为一次路线斗争，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等被折磨致死。那位蔡铁根大校，则像张志新一样，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活活枪毙了！……

　　刘伯承同志没能听到中央为反教条主义平反

　　的消息，就离我们而去。他的夫人汪荣华用

　　声泪俱下的语言告慰九泉之下的刘帅……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刘伯承元帅的心情更加不好了。这一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都很清楚。特别是他的夫人、战友汪荣华，更明白他的心思。——平时就不肯多言的他，此时变得更加沉默。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站在窗前，好半天不说一句话。

　　汪荣华怕他心中郁闷，加重病情，就劝他说：“你不要想那些事了，看看闲书……”

　　刘伯承说：“你的心思我知道，我相信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刘伯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还叫汪荣华怎么说？汪荣华只能和他一起沉默，和他一起等待历史的公正评价。

　　此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像一块巨石，压在年迈多病的老帅心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双眼几近失明，他对那些极“左”的事情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但他还是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这一天正在慢慢走来。

　　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到那位忠心耿耿的彭德怀元帅。尽管他从1959年以后就备受磨难，他还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出了心里话。他让自己的侄子彭梅找到了萧克的家，对萧克说：“1958年的事情，让他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这里既有自责，也有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的深刻认识。他老人家对这种斗争一定是有自己的见解的，可惜的是我们没能听到他来评说这段历史。

　　真正为这次斗争平反，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80年，当总参谋部的领导同志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到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后来小平又说过“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聂荣臻元帅晚年和党史工作者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徐向前元帅也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后来，总政治部又专门发了文件，为这次反教条主义所伤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但是这些话，刘伯承元帅都没听到。

　　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的文章中，用声泪俱下的语言，告诉他：

　　“伯承，历史如今已经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你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了结论。我终于听到了‘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句你生前想听到而没有听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