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们连续发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澄清了国内外的思想混乱。毛泽东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还明确指出，学术界、经济界都还有些问题。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当时的处境，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毛主席提出“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当时各行各业都请苏联顾问，全党、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五十年代前期我军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向苏军学习。当时陆、海、空和陆军各军兵种，翻译了苏军战术、技术等教材有几千种，各部门都选择与自己有关的材料，认真学习。在学习中，带来了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偏差。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察觉了，正在注意纠正，如到1956年底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这实际上是对“一边倒”学习中产生偏差的纠正。即使是那些偏差，也是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何况正在纠正中呢。

　　但是，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的“左”倾，影响了军队对学苏联问题的看法。本来是“一边倒”时期的个别偏差，被上纲上线，夸大成方向性、路线性的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纠偏。

　　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6年6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中央这个通知时，回顾了建国以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全军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

　　但总的看，建国6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与此同时，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时，也产生了分歧意见。一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也有的学员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

　　他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这样一来，军委对学习苏军经验也引起了重视。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中央和军委寄来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显然，彭总的报告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基本否定的。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这个报告，我参加了。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