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会议的黄克诚认为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是适当的，不赞同我的意见。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则认为，报告并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感觉。

　　黄克诚说，那就是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后来印文件时，又改成“不大相适应”。当时作者并不在场）。这样改动后，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并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如何看的问题。训总内就有人对当时全军正在执行的训练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我军的装备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内是达不到的”。有一位同志还说，“我没看过你们搞的训练计划，但，我就是感觉到你们做的训练计划，内容多，时间少，消化不了。脱离我军实际。

　　我们的实际是有枪无弹，有车无路，有路无油。”“脱离这个实际，搞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就是教条主义。”有的同志还以质问的语气说“你们的原子弹在哪里？！”没有原子弹就不应该实行“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

　　我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而“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是叶剑英提出由军委正式颁发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连训练方针甚至连建军方针都加以否定。训练方针之所以规定在原子武器条件下训练，一则是美国已有原子武器，在二战末期已使用了；二则我国也快有这种武器了；三则中国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取得全国政权后，我们接收并正在改进与扩建中（如146项建设）。即便手中的武器，在战胜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和半美机械化的蒋介石军队后，也不全是小米加步枪了。因此要学会在现代及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攻防作战。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

　　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又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