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月召开军委扩大会到8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地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污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他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由于反教条主义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