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恶果。

　　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通知指出“萧克同志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1980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明确他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1986年10月16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年11月7日通知中的内容，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总政治部对这些受错误批判及错误处理的同志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也是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认可。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有公认的历史。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教训的。1980年9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在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